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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晓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选举思想的当代价值 基于选举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维度
2018年01月11日 16:13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靳晓霞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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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选举的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选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选举受资本控制的思想仍然是正确的,变化的只是控制的对象、方式和途径;选举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统治方式和代理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其选举永远不会成为无产阶级摆脱资本控制的路径;选举仍然具有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为新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劳动者状况有限度的改善提供条件,但劳动者阶层需要组织起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才能更好地利用选举进行斗争;选举实现了政权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和平交接,并且加强了对选举政治形式的意识形态认同;选举促进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政治监督和参与功能的实现。当代资本主义选举具有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功能,因各国社会条件不同,选举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功能的实现程度有差别,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其选举的阶级性占首要地位。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选举 民主 阶级性 社会性

  作者简介:靳晓霞(197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1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选举思想及当代启示”(项目编号:13CKS002)的阶段性成果。

  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的政治形式或形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选举标榜其所谓的民主。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虽已落下帷幕,但人们对于选举前后的“民主之春”“邮电门事件”和游行抗议仍然记忆犹在。我们对于以美国总统选举为标志的当代资本主义选举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需要深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选举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选举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无产阶级拥有了选举权,实现了普选,给人以全民民主的假象,以至于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选举的思想有些过时,进而对资本主义选举产生错误认识。比如,认为选举就是民主,民主必须实行西式选举。事实上,由于代议制民主和票决民主出现了危机,欧美学者也在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民主的实现形式,以弥补票决民主的不足。因此,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选举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选举。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选举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选举进行再认识,强调其关于资本主义选举的本质等论断依然成立,只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有新的表现和形式,资本主义选举不仅有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而且也有一定的社会性。

  一、资本主义选举深受资本控制

  1.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选举是一种民主政治形式,具有确定的政治性,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因而受经济基础所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突出强调资本奴役和压迫劳动,在政治领域突出表现为选举受资本控制,这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规范的“自由”竞选为基础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为此,资产阶级消灭了旧的等级差别,“把选举原则当作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①]与此同时,对资产的占有状况也就成为衡量一切人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指标,这就是其选举欺骗性和虚伪性的根源。

  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资本对选举的控制突出表现为,选举资格按照财产状况划分,“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②]当时的无产阶级普遍由于没有财产不能享有选举权,无法在选举的基础上分享政治权力。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分配政治权力,是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③]雅典、罗马、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都是这样。

  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最高形式即民主共和国,“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④]

  2.当代资本主义选举的实质没有改变,只是控制的内容、途径和方式发生了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实施了普选,但选举仍然深受资本的控制,只是控制的内容、途径和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控制选举的实质更加隐蔽,普选制是财富间接作用于政治权力的制度途径,主要表现为对当选机会和当选者施政政策的影响。

  首先,资本转化为竞选资金,影响候选人能否当选,控制被选举权的实现。资本主义选举在名义上参选和当选的机会平等,是自由平等的竞争,实际上受资本影响和控制,已经演变为金钱财力的竞争,有充足竞选基金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选举是财富直接购买官吏的一个集中表现。

  其次,当选者的施政政策受制于资本的控制。由于在竞选中候选人需要募集大量竞选经费,与富人、利益集团等有联系,而资本也就成为政治献金,一旦当选,富人、利益集团及其组织就会干预和影响当选者制定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当选者也必然对前期给予资助的富人等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回馈,主要是调整施政政策,在具体的政策上给予优惠。“对于数百万低收入民众的政策偏好,选任官员会完全不做回应”[⑤],使普通民众的利益受到危害。这实质上是变相的权钱交易,必然导致政策性腐败,使许多普通民众认为通过选举不能表达和反映利益诉求,进而也影响参选率。“选举是有可计量成本的政治行为,因此,成功获得政治权力后的成本支付,就成为政治性腐败发生的体制性原因。”[⑥]美国通过法律保障无上限的选举政治捐助的合法性,实际上是以法的形式和名义确立了资产的特权,实现了权钱交易的合法化。这种制度性腐败必然难以根治。

  再次,选民接收的选举信息包括竞选者的信息受资本控制。资本通过控制新闻媒体,控制选民获得选举信息的内容。资本通过媒体释放信息来支持或反对候选人,制造舆论,引导选民的投票意向,谁取得了媒体的支持,谁就有更多获胜的机会。由于媒体的介入,导致选举政治演变为媒体政治,当选者不一定是有治理能力和体现民意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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