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志峰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乐爱国

　　【摘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从中华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发扬。这其中，从哲学的角度看，特别需要处理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政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继承与创新发展；民族性与全球化；实践与理论相统一等一系列辩证关系。

　　【关键词】中国梦　继承和发扬　传统文化　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他集中列举了一系列“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新鼎故、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简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中和、太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并进而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①习近平关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的重要论断，是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是“中国梦”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之一。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按照总体布局踏实奋斗，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密切相关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建设，而当代文化建设，尤其需要我们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发扬。

　　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与政策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这个“实际”，当然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我们党建党90多年的历史，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策略上，是有过沉重教训的。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政策，其基本轨迹表现为“从革命思维和行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执政思维和行为下的理性看待，再到新世纪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百舸争流背景下的高度评价，既反映了时代主题的变换，也反映了中共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②

　　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面抗战爆发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受“五四运动”整体上激进的反传统思想背景的影响，加之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革命纲领等，对传统文化在理论与行动上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否定和拒斥的态度，代表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应当说，这种否定与排斥在当时有其合理性，是为当时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因为不如此，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结构。同时，当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说与近代以来儒学总是被政治上保守或反动的势力所利用这一历史情形有密切关系。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在延续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在空前的民族危机时代条件下，对传统文化力求作出较为理性的评价。代表性的言论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③之后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演讲中，都从正面阐述了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立场。但应该注意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肯定话语惜墨如金而且很宏阔、谨慎。但仔细分析，毕竟与抗战前相比是有了一些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个阶段又可分为1949年到1965年以及“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在前一个时期，与我们党“左”的错误的逐步萌芽、抬头、加剧相联系，对待传统文化的反对态度也愈演愈烈。虽然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气候，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加以落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57年1月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提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试图为哲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留下机会与空间，但随后即遭到批判。而“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到“横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对孔子、儒学采取了极不慎重的态度，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以致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传统文化、儒学、孔子等等在很长时期内是“反动的”、负面的文化符号。应该说这是极不正常的。

　　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共产党、专家学者、普通群众等不同主体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逐步归于理性与客观。“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意识形态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历史性转型”④，正是在这种转型中，我们开始正面地认识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视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几次讲话，高度评价孔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他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术及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理念，经过现代化洗礼和创造性转化，完全可以有效地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巨大正能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⑤在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可以视为中共在文化建设上与时俱进的又一重要表现。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国梦”所寄托的理想和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在哲学立场上，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当然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文化发展战略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仍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