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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转变论”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 ——兼答王东教授等
2015年05月26日 08:36 来源:《学术月刊》(沪)2007年第4期 作者:姚顺良/汤建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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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姚顺良,汤建龙,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姚顺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汤建龙,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两次转变论”解读模式有一个从提出到完善和进一步深化的过程。这一解读模式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三阶段说”。“两次转变论”的关键,是认为马克思1843年底思想转变后并未直接达到实践的(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中间存在一个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典型代表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阶段。马克思此时虽然在论域等方面超出了费尔巴哈,但在整个思维范式上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同时,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不是完全拒斥,其中也有肯定的成分,但这种肯定也是在费尔巴哈式的思维范式统摄之下的。必须强调的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发展转变过程的研究中,要注意避免六种倾向:即把猴体颠倒为人体的倾向;目的论、烛引式的倾向;用权威来解释权威的倾向;用文本来解释文本的倾向;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相割裂的倾向等。

  关 键 词:马克思/“两次转变论”/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文本解读的方法论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转变过程的研究,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解读模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青年马克思是经过两次思想转变,即从黑格尔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再转向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哲学革命。这一基本观点,源于已故孙伯鍨教授的学术创见,也为学术界许多前辈和同仁所基本认同①。最近,有学者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②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观点的形成和深化过程、它同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断和苏联哲学界的传统解读模式以及其他各种解读模式的根本区别及其文本依据作一说明,并联系如何看待经典作家对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的有关论述问题,谈谈我们这一解读模式对于文本解读的方法论意义。

  一、“两次转变论”这一解读模式的形成、完善和深化过程

  青年马克思是经过两次思想转变才实现哲学革命、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首先是由南京大学孙伯鍨教授提出的。孙教授的这一观点不仅为解读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提供了一个新模式和新方法,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这一观点本身有一个提出和完善的过程,并且,在孙伯鍨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丰富和发展。概括起来,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是孙伯鍨形成并提出这一观点的时期。“文革”结束后,在南京大学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校内教材中,孙伯鍨首次提出并阐发了“两次转变论”的基本观点,并在应邀去安徽大学的讲学中,发挥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在教材的基础上,孙伯鍨与当时安徽大学的金隆德等合作,于1982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第一卷③,“两次转变论”观点在该书中公诸于世。在该书“绪论”中,孙伯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时期“虽然是从1837年到1848年,但主要是从1842年到1846年,即从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到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写作。在这一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次转变和三个阶段。第一次转变发生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转变到共产主义立场,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具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第二次转变完成于1845年到1846年,通过这次转变,他们同时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④。这一观点具体体现在该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⑤

  由于篇幅和性质所限,孙伯鍨教授的许多观点在该书中没有展开详细的理论论证。后来在另一本专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⑥ 中,“两次转变”、“三个阶段”以及相关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解读,分析论证也更加充分、透彻。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两条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消长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思想也得到了阐发。从该书的整个理论体系和解读方法来看,孙伯鍨的“两次转变论”的观点和所运用的——我们后来称之为“深层历史解读法”的——文本研究方法已经趋于成熟。

  第二阶段是“两次转变论”的完善时期,大致在20世纪80—90年代。80年代以后,马克思大量经济学手稿的公开发表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陆续出版,促使孙伯鍨重新开始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文本进行系统阅读。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心是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进行哲学解读,来充实和完善“两次转变论”的基本观点。其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确认了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学研究有前科学时期和科学时期两大时期,《资本论》的广义创作史可划分为“史前期”(巴黎时期)、“准备期”(布鲁塞尔时期)和“写作期”(伦敦时期)三个阶段,从经济学和哲学的互动、马克思“两大发现”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视角进一步完善了“两次转变论”。二是在阐发《资本论》中的科技社会学思想时,对马克思主义新自然观的形成过程进一步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发掘,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从“非自觉的理性”与“定在中的自由”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出发,经过“人类学的自然界”的人本主义自然观,最后才达到自己的“以社会历史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⑦ 这又进一步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的视角完善了“两次转变论”。上述成果主要体现在孙伯鍨和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第二卷,以及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之中。

  第三阶段是最近一个时期对“两次转变论”的进一步深化。以孙伯鍨的思想和方法为依托,我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即由黑格尔特别是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变为一般唯物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马克思通过自身批判和研究所达到的唯物主义,更准确地讲,应该是一种“法权的或财产的唯物主义”。当然,这种“法权的或财产的唯物主义”在大范围内、总体上还是属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二是对如何理解《手稿》中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逻辑”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是一个否定和取代另一个,还是两者本身都有一个双向扬弃和辩证综合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三是在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的最后划界问题上,到底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形态》,还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我们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⑧ 尽管目前我们除了在第一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外,在其余两个方面仍存在不同观点,但这种深入探讨甚至分歧本身,都充分表明了孙伯鍨教授首创的“两次转变论”及其研究方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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