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腾与饮食图像形式

　　图腾一语，为美洲印第安语，系奥吉布瓦人阿尔贡金部落的方言“奥图特曼”的音译，原意是“兄妹亲属关系”。人类最初在对自身个体、种族给予生存性的体认时，便通过图腾标志完成了认知性的集体图像。维柯于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说：“在西印度群岛，墨西哥人曾被发现是用过象形文字书写的，而姜·德·莱特在对新印度的描述中谈到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时说，它们像各种动物、植物、花卉、果实的头，并且提到印笫安人凭界柱上的图腾符号来区别氏族，这正和我们这个世界中用家族盾牌一样。”“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图腾或图腾符号用来代表某某家族。”[1](P199、225)维柯是一位人类学家，他的说法看似是从氏族标志(符号)提出“图腾”概念的，但“它们像各种动物、植物、花卉、果实的头”暗示了符号的所指属于一些动物或植物。这表明，“图腾”最初是从与原始人生活密切关联的动植物食品开始其标志的。换言之，图腾作为社会集团性的符号标志，是通过食物得到建立并完成统一认知的。日本生态人类学家田中二郎指出：“食物的获得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有关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活动。而旨在获得食物所产生的集团、活动和技术等则被称之为生产形态。……在考察人类的生存结构时，应该研究食物资源分布、生产形态和繁衍方式三个问题。”[2](P116—117)生产形态根据人要获得的食物及其分布而形成，故而部族社会最基础性的“图腾”原本隐藏在早期饮食图谱之中。

　　图腾源于饮食，使“图腾”文化含义基于人的食色之性而成为写实性图像。中国早期的图腾多与动物相关，如伏羲氏为“蛇首人身”图腾，黄帝氏族为“有熊”图腾，炎帝人首牛身，为牛图腾，还有以其他动物为图腾的，显示了对动物食物崇拜的社会风尚。植物“图腾”似乎不像动物图腾那样具备明显的超自然性，但《山海经》所载可食的草木植物中具超自然功效的多达五十一种，这些先民食用过的“食物”，在人类饮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都曾被格外关注过，并因这种关注而赋予其多方面的生活功能和意义。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植物在被食用的过程中，由于品种繁杂，且常以静态出现，不像动物那样与人建立了一种立体的、移动的生存角力关系，因而动物多被作为图腾的标志。但从文化发展的意义来说，无论是后来发展为相对固定的“图腾”，还是不能成为图腾的植物“图像”，都通过“食”与部落氏族的生存联系起来，因而其意义都在生活崇拜的基点上建立，并由此而扩展至其他方面。

　　原始宗教和美学就是这种饮食图像、图腾崇拜的衍生形态。可以相信，即便是动物的图腾，当其作为图像被确定为部族之标志时，其呈现方式已经由原来的动态转为现在的静态了，即已经由生活化转化为符号化的存在了。而一旦被作为符号的图像来把握和理解，其作为饮食的功能特征就会随着图像的衍生而发生变异，以致发展到某种程度，宗教的含义被凝结在上面，图像、图腾的形式美感及其所表达的生活意义也显现为实体性的，可以离开该“食物”自在的实用功能。这时，饮食美学之意蕴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显露。

　　通过人类早期的饮食图像、图腾，可以得到关于人类生存的宗教、美学解码。通常这种解码表现为对初始饮食生活的理解性还原，因为原始时期遗留下的饮食图像除了石刻、岩画等之外都难以复其初，但宗教、美学解码还可能通过饮食图像的认知基点的转换识别来完成，这种认知基点主要体现在从自然到神话再到文化的转换历程中。上述动植物的饮食图像就显示了自然含义的解码，至于神话和文化，在逻辑上与自然最初也是一体的，只是后来才发生了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