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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与现代性
2018年02月11日 08:38 来源:《美术研究》 作者:王文娟 字号
关键词:徐悲鸿;现代性;写实主义;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后殖民时代

内容摘要:坚持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努力与第一世界建设平等对话关系,这使得徐悲鸿极富后殖民时代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徐悲鸿;现代性;写实主义;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后殖民时代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文娟,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徐悲鸿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学术部主任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本文主题是现代性视角的徐悲鸿研究。1、现代性问题纷繁复杂,本文着重现代性理解之一的马克斯·韦伯路线,并以列奥·斯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为切入点。但西方现代性的开启与成果早已不仅仅只属于西方,而属于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化。“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性启蒙的真正开篇和时代强音。反思的“五四”是中国现代性重临的起点和永恒的目标。2、徐悲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他选择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写实主义的终极原因即是“五四”精神洗礼的自由民主与科学之追求,晚清及至“五四”精神的现代性启蒙是徐悲鸿写实主义的思想史基础。3、本文对徐悲鸿的主张近一百年来大约遭到的四方面批评、质疑进行了“现代性”问题纠缠的学理性清理,和现代艺术思想史的剖析。4、以公共精神的关怀者阐释也改造世界意义是画家徐悲鸿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定,并极富行动体现。5、徐悲鸿毕生坚持文化建设、保藏和文化输出,他的亚洲足迹和欧洲巡展都在避免民族自卑而不成其为“被看”的“他者”形象,改写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弱势乃至失声状态。坚持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努力与第一世界建设平等对话关系,这使得徐悲鸿极富后殖民时代的当代意义。

  关 键 词:徐悲鸿 现代性 写实主义 现代人文知识分子 后殖民时代

  一、徐悲鸿精神与现代性启蒙

  现代性对无论东西方的全世界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举足轻重,攸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尤其关乎文化、人性建设的大话题。但现代性问题纷繁复杂,没有统一定论。本文着重现代性理解之一的马克斯·韦伯路线,并以列奥·斯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为切入点。①斯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从马基雅维利开始,霍布斯继之,“从根本上质疑了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第二次浪潮从卢梭开始,“卢梭激发了康德和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第三次浪潮与尼采相关,“上帝死了”,价值重估!现代性是双刃剑。有理由把福柯式的批判性质询精神也归入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西方现代性的开启与成果早已不仅仅只属于西方,自由民主等人性启蒙与国家民族独立富强的现代性追求早已属于无论东西方的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性启蒙的真正开篇和时代强音。本文认为当代学界存在的“两个五四说”是不必要的打架,在本体论意义上,“五四”运动不可两分,无论是对民主人权自由的新文化启蒙思想之追求,还是抵御外辱、反抗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乃至于全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积极斗争,都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题中应有之意。反思的“五四”是中国现代性重临的起点和永恒的目标。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化,东方世界可以在吸纳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现代性道路,西方世界也可以在反思自己以往经历并吸纳东方文明养料的同时超越自己的弊端而健康发展。东西方的对话交流才是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现代性出路所在。哈贝马斯把现代性当作一项“未完成的设计”,②当有他特别的道理。

  徐悲鸿虽未能亲身参加“五四”青年学生运动,1919年3月到5月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日子,正是他启程北京抵达法国留学的日子,但他深得“五四”精神之昧,始终坚持“五四”启蒙思想,期待中国的文艺复兴,且毕生为之奋斗不息。无疑,徐悲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他选择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写实主义不是空穴来风,是父亲训诫的家学渊源,是他执弟子之礼的老师康有为的指导,是去日本观光的心得,是法国老师们的辛勤教诲,但他选择写实主义的终极原因却是“五四”精神洗礼的自由民主与科学之追求。晚清及至“五四”精神的现代性启蒙是徐悲鸿写实主义的思想史基础。

  首先,他猛烈批判了科举制度,认为无真气血性的摹古之风是国民精神贫弱在美术上的极大体现。他批判旧传统就不仅仅只是中国画技法的改造,而是国民精神气质的革命。其次,徐悲鸿是以“拿来主义”学习西方文化的。与寻找“西方盛世美术传统”的决心相堪应,他也同样基于东方中国文化的优秀根底和雄浑历史,寻根中国血脉深处的活力来改良、复兴中国画,并直取“师法造化”。徐悲鸿终其一生坚持的即是这样的中国画改良方针:“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③这一极富开放性的主张贯穿徐悲鸿一生的努力,也依然可以指导在今天而焕发强大生命力。

  二、对徐悲鸿质疑的现代艺术思想史分析

  近一百年来,徐悲鸿的主张大约遭到了来自四方面的批评、质疑和抵制。一方面,是来自国粹派画家们的抵制。第二方面是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伦理一系的“左派”与称赞共在的批评。第三方面的抵制是在当时没有形成气候却在今日构成了对徐悲鸿画派的严重质疑,这就是徐悲鸿对待西方现代派绘画的态度。第四方面的抵制是写实主义后来被定于绝对一尊及至对“文革”畸形美术的反思也对徐悲鸿构成了强烈质疑。

  徐悲鸿和其他“五四”人一样,对传统中国画的批判猛烈而极端。鉴于中国画有着古老而现代的各种优长,那么从传统中国画内部对徐悲鸿的批评,有些也是有道理的。但徐悲鸿批的是文人画末流,看到的是文人画家“舍生活而殉梦”的柔靡逃遁、不担纲、国民精神之不振,这又当是铁肩大义的“五四”一代人的真发现!另外,对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及唐宋)美术之重视是徐悲鸿突破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史重元明清卷轴画(即狭义中国画概念的文人画史观)的窠臼,而看重广义中国美术史的考量,是考古学兴起后现代美术史的眼光,难得。

  至于被国粹派画家倍加攻击的用以改良中国画重要手段的素描是徐悲鸿的大力提倡,但他的素描非俄罗斯“契斯恰科夫教学法”的素描,除了得法国学院派真传,也还有中国画的味道,并强调其他(譬如书法、雕塑、音乐、戏剧、剪纸)。复合式素描决定了他的写实主义也并非单一僵硬的面貌。虽有依赖素描出现的负效应,写实主义也有束缚他浪漫天性的地方,但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有着不小的可生长点。徐悲鸿融合的是异质冲突的东西,遇到的问题很多(不似林风眠是在西方现代和中国古典之间走调和之路,连接的是在哲学本体论上有内在相通性的两极,故而顺畅许多),英年早逝的徐悲鸿没来得及全部解决问题,但对中国画的求新求变的发展无疑又起到了开天辟地之功!

  如果对他的素描观和写实主义理解得过于僵化狭窄定型化,就难免偏颇,④误读不断。更大的误读则在于近乎一个世纪以来,对徐悲鸿的评价始终是在“革命伦理”和“启蒙叙事”中百般纠结,造就了意识形态神坛化、脸谱化了的徐悲鸿,也是被遮蔽的徐悲鸿。依笔者之浅见,徐悲鸿固然不是田汉、郭沫若一般的革命党人,但也右不到像持“消极自由”的胡适、梁实秋一般人到离开大陆,一去不回的地步。前期的徐悲鸿倾向于积极自由主义,后期倾向于共产主义,但他对革命伦理的理解是不够的,有跟不上新时代步伐,不合时宜之处,譬如他把给工农兵画像,就不是革命的说辞,而是兴奋地当作如希腊一样,画出、塑出公民样!⑤也许,知识分子的画家徐悲鸿,正义爱国、艺术救世、铁肩担当、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徐悲鸿,却也是浪漫随性的艺术家,是生气也骂人、恋爱也私奔、绝望了也失恋、离婚,错过了花期还会顿足大叫“吾负藤花、吾负藤花”,⑥非完人却真实的徐悲鸿或许才是我们真正要走进寻找的徐悲鸿,他的贡献与局限才能够更清楚地体察到!

  虽然徐悲鸿对待现代派画私下也有略许肯定的一丝缝隙,⑦但他对西方现代派画的总体态度是激烈排斥而偏颇的,无须辩驳。本文只是认为,作为革新者的徐悲鸿对现代派艺术的反对态度,或许应该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特殊背景下来考量。

  从现代性视角去看,徐悲鸿是在斯特劳斯所说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上,与他之争的徐志摩则是在第三次浪潮上。公允地说,“积极自由”的民族启蒙没有错,“消极自由”的个人独白也没有错,⑧所以“二徐之争”本就是关公战秦琼,需要回到具体语境,“同情理解”来阐释。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性启蒙始终伴随着救亡图存、抵御外辱这一艰难巨大的民族使命。因此当时的艺术精神需要的毋宁是肯定性的理想(理性)建构,而不是破坏性、怀疑性、非理性的狂放历险颠覆性的现代派艺术。如果说徐悲鸿面临的是中国当时自己的文化问题而一改文人画末流的写意之风倡导写实主义的话,塞尚、马蒂斯、毕加索一代的西方现代派画家就是针对他们的文化出现的问题而做的反思批判。这些画家所处的时代是机器文明高度发达却也是以异化的人生和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为代价的时代,是对历史理性有着普遍怀疑,道德至上发生深刻动摇的非理性时代,是“现代性”遭受悖论丛生的时代。因此,徐悲鸿没有选择西方现代派艺术,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艰难性,也说明了中西现代性之路的差异、区别与错位性,从而显示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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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文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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