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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野与女性文学研究
2015年06月12日 08: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2日 作者:乔以钢 字号

内容摘要:国内女性文学研究,在跨文化理念的自觉及将其运用于实践方面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需要结合百余年来的女性文学实际而付出更大的努力。

关键词:女性文学;文化;研究;视野;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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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就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重申应当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跨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自然更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主体来说,它不仅意味着在立足自身文化基点的同时有所跨越,纳入更为丰富的人文内容,而且势必要求我们的思维方式愈加多样,观察、分析事物的眼光更为深邃。就长期以来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的状况而言,在跨文化理念的自觉及将其运用于实践方面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需要结合百余年来的女性文学实际而付出更大的努力。

  自觉建立跨文化研究视野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曾较长时间留学国外,经受了异域文明的熏陶。对于这些因着各种机缘得风气之先、最早突破闺阁传统迈入社会生活的女性来说,域外经历不仅开拓其生活视野,而且塑造了她们新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姿态,同时也很自然地影响了早期的文学实践。对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进行探讨并取得收获,但此后在史料的进一步开掘以及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方面进展并不明显。应当看到,相当一部分女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化资源、立足的文学背景是复合型的,具有跨文化特征。这对于女作家个体创作特征的形成以及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建构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迄今为止,这方面还缺乏建立在充分的个案考察基础上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和整体认知。

  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走出封闭的文化环境,重新建立起跨文化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颇为引人瞩目。中华血缘和母语文化传统在她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空间位移带来的异国生活体验赋予她们全球意识和文化比较的眼光。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以及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她们的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同时也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与文学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相比,或许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更早一些意识到,立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交叉地带的作家,其创作有可能产生某种新质;由此出发,形成了在跨文化视野中探讨研究对象的自觉。该领域研究起步之初,便首先注意到中国台湾、香港女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异质性;此后,研究者在“跨文化”思路导引下,进一步拓展到海外华文女作家研究。而无论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女性创作还是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其“跨文化”特质都是具有特殊性和丰富性的。多样的文化形态为女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当然,她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跨文化视野的建立,一方面需要研究主体具有一定的知识、阅历和研究实践的积累;另一方面,其所运用的方法论系统应该是“开放的、立体的、多层次的”(饶芃子语)。

  就现状而言,北美华文女作家创作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而其他地域则偏于薄弱甚或少有关注。这种状况与特定地区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及其影响力直接相关,自有其合理性;但从宏观来看,“跨文化”视野的展开毕竟需要从母语文学与世界文学更为丰富的关联出发,覆盖更为广阔的时空,为此有待继续努力。例如,海外华文女作家(不限于小说的)创作文体的探讨、女性双语写作的比较研究、女作家在国内与海外写作的互文性探讨以及跨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史观念的更新等,都是有价值的课题。

  跨文化写作体现时代感

  当前,女性文学研究尤其必须加强的,或许是对始终生活在大陆的当代女作家跨文化写作的探讨,因为正是此类创作构成了尤富时代感的女性文学现象。生活在大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缺少跨文化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女作家多次走出去,对域外的人文景观、风土民俗有所观察和体验,更何况她们还可以借由阅读等各种方式拓展空间,形成跨文化思维和创作视野。可以看到,一些女作家在创作中以自己的方式融入跨文化意识,使作品拥有多姿的面貌,也留下了带有时代标记的印痕。

  中国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字并存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之间同样存在值得重视的“跨文化”课题。以往,研究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性别研究较少关注。近年来,一些学人立足于跨民族文化的视角,探讨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汉语创作,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特定地域性别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民族、宗教以及社会文化机制等方面问题及其与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国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不过,由于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为汉族,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方面存在比较大的障碍,故而影响到对部分少数民族女作家同时采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如藏语、哈萨克语、景颇语等)进行的跨族别“双语写作”展开深入研究。这恐怕是一个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的遗憾。

  推进性别理论本土化建设

  在对创作层面的关注之外,国内研究界有关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探索从一开始也内含有“跨文化”质素。在坚持性别平等的前提下,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原本有着复杂多样的理论形态,其内涵、边界和生成机制伴随思想与社会的复杂运动而变动,处在不断生长、持续开放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充满自我反思、扬弃和更新的理论场域。在有关中国文学与性别文化的探讨中,如何恰当地融入对本土语境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借鉴国外女性主义批评的有效性和本土的理论建设。

  毋庸讳言,在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中,存在着忽略西方理论的生成背景、体系特征以及实践方面与本土的差异,将某些概念和批评话语生硬地剥离其语境加以套用的现象。也有研究者习惯于提取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简单化地作出判断,无形中抹煞了文学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女性文学研究长热不衰,成果数目增长可观,但在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切实推进方面,总体状况很难说理想。

  近年来,部分青年学者在借鉴国外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理论的同时,注重贴近本民族的历史语境,审视和剖析考察对象与社会文化多方面因素之间的互动和牵连,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寻求研究的突破。这方面的成绩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进了相关问题的探讨,在促进性别批评方法论的思考方面具有建设性意义,同时也体现出“跨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拓展视野,而且促使我们在阔大的视野中反观自身,切实推进具有本土特色的性别理论的建设。

  总之,跨文化视野中性别理论资源的开掘及整合是一个重要课题。毕竟,性别问题不仅具有世界性,而且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在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女性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它启发人们的新思维,也挑战实践者的功力,可望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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