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人类文化的结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撰文《大国之路的起点：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文中谈了您对中国大国之路起点的看法。

　　王建朗：那是一篇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变迁的文章。文中所说大国的概念，不是自然与地理概念，而是指政治大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一个大国的政治标志。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中国这个大国有许多名不副实的地方。所以，我只把它视为大国之路的起点，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这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努力的过程，从“一边倒”外交到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从一定程度的封闭状态到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积蓄了一个大国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理念，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道路的？

　　王建朗：中国道路，首先在于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适应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传统在其中发挥着显见的或潜在的重要影响。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没有两个民族的道路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对中国道路的提法和实践，应有充分自信。

　　中国道路，又是汲取了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道路。从本质上说，中国道路是将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还汲取了当今世界各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说，中国道路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开放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道路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容纳了世界各国优秀成果，您对“开放性”有什么看法？

　　王建朗：当今世界，任何闭关自守式的道路都不可能通向成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对他国道路的羡慕、崇拜、借鉴甚至模仿，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不必讳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羡慕过也模仿过苏联模式，但觉察到其弊病后，进行了适度调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羡慕过西方模式的高效，但也很快看到其弊病，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中国能够出现今天这样蓬勃发展的局面，缘于我们的开放，缘于我们对开放的自信。

　　当前，我们仍应坚定不移地坚持开放。“媚外”与“仇外”都不可取，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那些对西方一味崇拜的人，那些认为西方一无是处的人，恰恰对西方所知甚少，因不了解而迷信，或因不了解而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