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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的哀诉与“美国”的象征 ——评萨克凡·伯克维奇的2012年纪念版《美国哀诉》
2015年06月02日 15:04 来源:《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年第20144期 作者:张瑞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Puritan Jeremiad and "America" as a Symbol:Sacvan Bercovitch's The American Jeremiad

  作者简介:张瑞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美国学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继1978年出版后,《美国哀诉》在2012年推出纪念版,萨克凡·伯克维奇还专门为新版写了新序。《美国哀诉》主要探寻的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哀诉布道辞令及其作为一种社会凝聚力的礼仪模式的作用。本文综述了伯克维奇对清教哀诉与“美国”的象征的阐释,分析了其意识形态研究方法,探讨了该书对文化研究、辞令研究、文学研究的贡献,并肯定该书不仅具有时代意义而且还是认识研究美国文学文化的一本必读经典。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1978,The American Jeremiad had a 2012 anniversary edition,with an incisive,penetrating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 Sacvan Bercovitch.This seminal book explores the rhetoric of New England Puritan jeremiad and its function as a ritual of social cohesion.While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Bercovitch's highly enlightening insights and approach of ideological reading,this article also illustrates Bercovitch'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ies in American culture,literature,rhetoric and American studies as well as the book's compelling signific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s one of the classic books for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关 键 词:萨克凡·伯克维奇 《美国哀诉》 清教哀诉 “美国”的象征 意识形态的共识 Sacvan Bercovitch; The American Jeremiad; Puritan Jeremiad; "America" as a symbol; ideological consensus

  标题注释:本文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10101)。

  萨克凡·伯克维奇(1933- ),哈佛大学鲍威尔·M.卡伯特美国文学教授、著名的美国文学、文化批评家。除了主编八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之外,伯克维奇还著有多部影响深厚的学术专著,如《美国自我的清教起源》(The Puritan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lf)、《美国哀诉》(American Jeremiad)、《惯于赞同》(Rites of Assent)、《红字的职责》(The Office of Scarlet Letter)。这几部著作奠定了伯克维奇的学术地位,使他成为继佩里·米勒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清教研究学者以及与亨利·奈什·史密斯、R.W.B.刘易斯、利奥·马克斯齐名的美国学研究学者。

  《美国哀诉》初版于1978年,之后被列入美国高校文学、文化研究的必读经典。根据伯克维奇,哀诉发源于社会危机,却是社会再生之能动力。在二十一世纪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美国上下普遍要求改革之时,2012年再版《美国哀诉》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只要‘我们所相信的革新’在定义上等于‘确认体制基本信条的再生形式’,《美国哀诉》将永远活力四射、扣人心弦。”(Bercovitch,2012)伯克维奇为再版撰写了长达29页的序言,并在序言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包括研究的出发点、目的、方法以及最终的结论,还结合美国的历史与现状,赋予了哀诉以重要的时代意义。

  哀诉,出自《圣经旧约》中先知耶利米书,文体以哀伤为主,后被普遍用于欧洲中世纪布道坛,作为谴责时代罪恶的一种表达方式。随后,该布道方式又随着大迁徙,从旧世界带到马萨诸塞。学术研究中的哀诉“不仅包括布道,还包括具有类似程式比喻的其它文本,如:俘获叙事、信件、契约的恢复、历史与传记”(Elliott,2002:102)。佩里·米勒在其《新英格兰思想:从殖民地到行省》中,详细分析了哀诉布道的起源、表现、形式、作用等,其阐释常成为后人认识的出发点。《美国哀诉》的思想也基于米勒的阐释,但与米勒思想存在分歧。

  在起源上,米勒认为哀诉是第二、三代清教徒的产物,而伯克维奇提出那是第一代清教徒的产物。约翰·温斯罗普在“阿贝拉号”上的讲演就可视作这种哀诉的预演。在表现与用途上,米勒强调哀诉的谴责,而伯克维奇认为哀诉不仅用于指责,还体现了清教徒对其使命坚定不移的信念,具有“坚不可摧的乐观主义”。“诉而不哀”是清教哀诉的独特所在。在形式与功能上,伯克维奇提出清教哀诉不同于传统的欧洲哀诉,它着眼于未来,其终极意义在于“通过实施控制、维持过程……使控制合理化。”在语调与格调上,清教哀诉能乐观肯定地看待上帝的惩罚,认为上帝的惩罚证明了对他们的承诺”(Bercovitch,2012:7,24,8)。因此,哀诉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含焦虑又具方向与目的。在辞令与历史关系上,伯克维奇也不认同米勒所认为的对立。他提出:“新英格兰正统,正是通过他们对清教理想的捍卫,成功地传承了一种神话,即使在神学统治消失,新英格兰本身失去其民族影响——从殖民地到行省、从行省到国家。……之后,这一神话依然处于文化之中心。”(2012:17)

  辞令与历史并不对立。一方面,清教的想象传承了历史的神话;另一方面,清教徒对事实与理想间矛盾的哀叹常作为一种辞令方式在起作用,它常被用于敦促社群,“成为文化道德的工具”,并“经由共识进步的仪式、神圣-世俗象征体系以及公民宗教”,最终锻造成为强有力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具,在美国现代中产阶级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012:61,28)。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离不开哀诉的另一个特征——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伯克维奇发现,面对社会发展,哀诉辞令会进行相应调整。尽管哀诉的本质是为了防范事实的侵袭,但其终极目标依然是使“新以色列”不受时代的危害。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危机成为哀诉的力量之源,之后,哀诉辞令不断在“十七世纪新英格兰的教义争执、印第安战争、巫术审判、特许状协商等一次次重大危机中,繁荣兴旺起来”,牧师们又“将正在衰退的一代融入历史考验的进步神话,并通过对救赎传承的大胆‘运用’,将父辈的传奇拓展成美国自身的故事”(2012:64,69)。

  除此之外,哀诉者还依赖危机、颂扬危机,甚至还发明危机,为的是能从衰退中汲取勇气、将威胁变成维护、使苦难成为进步的保证,这样,危机既成了诉求的形式又成了内容。为了维护过去、捍卫过去的美好方式,一代代人从废弃的社会规范中抽象出一些更宏大的、更模糊的、也更灵活的象征与暗喻形式,如:新的拣选民族、山巅之城、应许之地、命定进步、新伊甸园、美国耶路撒冷等一些同质、同源术语,目的是为了“加快了从可见圣徒到美国爱国者、从神圣使命到显性天命、从殖民地到共和国到帝国力量的运动”(2012:91-92)。

  这样一个逐渐运动的过程最终使“美国”①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共识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个地域的概念。

  伯克维奇在《美国哀诉》中具体分析了这个演变的过程,并提出无论是在十八世纪、革命时期、乃至革命之后,种种时代辞令都可看作是清教辞令在仪式上的翻版。十九世纪之后,这种辞令的传承更是赫赫在目。各类思想,如:教育家所计划的使人类完善的“精神革命”,政治与道德改革家所宣传的“上帝计划的革命的圆满完成”,杰出思想家所敦促的技术将“革新土地”成为“人类神圣的天堂”,劳工领袖在革命中所发现的“工会主义后千禧年主义的合理性”,社会批判家对美国“在革命海洋中引领其他民族”的重申,政治家将合并与西进运动合理化为美国具有“向人类展现我们革命的神圣原则的杰出之处”的职责,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清教哀诉辞令的变异与体现(2012:142)。

  重要的是,伯克维奇还发现,这样一个由辞令建构的“意识形态共识的象征”常以冲突的形式出现;共识不仅具有某种文化霸权的意味,而且冲突本身又是“一种控制方式,一种加快过程的手段,通过这一手段,过程成为社会化的辅助工具”(2012:161,160)。由此,伯克维奇提出:无论是在道德、宗教,还是经济、社会、思想方面,意识形态共识最成功、也最明显的体现依然在于哀诉赋予“美国”这个术语的象征意义:

  只有在美国,民族主义才带有神圣的基督教意义。只有在美国,在所有民族称号中,结合了末世学与沙文主义的力量。……在所有现代意识形态中,只有美国方式,成功地结合了这些方法中固有的矛盾;在所有身份象征中,只有美国将民族性与普遍性、公民自我与精神自我、世俗历史与救赎历史、国家的过去与未来的天堂统一在一个综合的理想之中。(2012:176)

  那么,“美国”这个象征在作家身上是如何展现的?伯克维奇以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为例提出:“美国”作为象征,既“是个现实”,又是个“自给自足的整体的两极体系”。尽管众作家间存有重大差异,但却具有令人惊叹的相似性:“我们所有的经典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神话,但又都在神话范围内写作。所有人都感到,至少在个人层面上,受美国主义的压迫,同时也受美国主义的释放。所有人,无论怎样受民族梦想的感染,都在用梦想去超越他们的文化范畴。”这种相似性恰恰就是美国哀诉之威力与影响力的显著证明:与新英格兰清教哀诉一样,这些作家在哀叹衰退的同时又在赞美民族梦想。“没有人比爱默生更宣称个体,更恶毒地指责美国的堕落,更热烈地捍卫美国体系的形而上学。”至于梭罗,“他在训斥邻居的同时,也在捍卫支撑他们生活方式的价值”。他认为美国是与“旧国家”相对立的“新国家”;他指责社会中的罪恶行径,认为那不是“美国方式的缺陷,而是偏离”。与爱默生一样,梭罗也同样屈从于美国的象征:“如果美国失败,那么宇宙本身——人、自然、历史的律法、英雄主义、远见与希望的基础将同样失败。”(2012:179-180,182,186,190)

  除了哀诉,还存在一种相反的形式,伯克维奇称之为“反哀诉”(anti-jeremiad)。其出发点对立于爱默生与梭罗对美国的信念,即:出于对美国信念的否定。“反哀诉”指责所有的理想,无论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在那些“反哀诉”作家手中,美国是个谎言,而非承诺。如果说哀诉致力于在美国的意义中发现人类的希望,那么“反哀诉”则致力于解释希望本身的徒劳与虚假。最佳例子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作品展现个人的失败是为了展现一切的失败,它暗喻的是一个“没有绝对标准”的世界的失败。因此,伯克维奇提出,所有经典作家都对文化适应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对于我们经典作家而言,成为美国人就是在定义上变得激进——反对过去、违反现状、成为变化的动因。同时,作为一位美国人,激进就是在某一基本意义上改变革命的冲动:使之精神化(像在《瓦尔登湖》中)、分散或扭曲它(像在《草叶集》中)、使之变成在亵渎与重生之间的选择(像在《白鲸》中)或使它普遍适应社会(像在“共和国的命运”中)。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通过调和个人、民族、文化间的理想,解决了价值间的冲突;……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提出基本社会选择的违抗行为变成了一种反对社会变化的基本力量。无论作家聚焦于个人还是社会,无论他要维护社会还是将社会注入自我,他所赞美的激进的能量是为了维护文化,因为释放那些能量的同些理想将激进主义本身变成文化凝聚与持续的方式。(2012:203-205)

  至此,我们明白正是对清教哀诉及其所传递的“美国”象征的揭秘,《美国哀诉》才被誉为研究美国异议与文化形成的里程碑,其价值与贡献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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