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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谣言、流言及叙述大传统
2015年05月26日 11:22 来源:《思想战线》(昆明)2014年第2期 作者:李永平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Rumors,Gossips and Dominant Narrative Tradi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作者简介:李永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陕西 西安,710062)。

  内容提要:和神话、诗学、民间故事一样,谣言是文化大传统的组成部分。从人类学诗学的观念出发,视野就会走出仅以叙述“真假”甄别谣言的窠臼,探寻群体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从人类文化大传统看,谣言叙述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寻求意义,应对存在焦虑,进行自我疗救的广义叙述,虚构与否不是谣言和流言的分水岭。谣言叙述摆脱概念等形而上的桎梏,经验性、象征性地重回曾经的集体感。完整和统一的个体逐渐从原初轮廓中脱颖而出,完全归顺他的内在本质,他的灵魂(即自性)。因之,通过叙述参与,自我献祭给自性,现世的存在获得了意义,一切非本质的表面附加物完全脱落。

  关 键 词:谣言 叙述 话语实践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文学的中国化阐释”阶段性成果(12AZD090);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谣言舆情分析与风险防控研究”阶段性成果(2012R012)

  一、引言

  后现代知识观念认为,所有族群的知识体系包括科学、叙述和灵感三种,①其中叙述知识是一个族群知识存在和传承的精神之所。经过近20年的现代性反思,文学研究迎来了影响深远的人类学转向。重新审视现代性背景中的思想启蒙,寻找失落的人类文化大传统,我们发现,人类学诗学视野下,叙述成为人类禳灾、疗救和恢复意义的重要手段。心理叙事学家马里萨·博尔托卢西和彼得·狄克逊认为:“实际上,叙事以非此即彼的形式充斥着我们的社会及社会经验的所有方面。叙事形式普遍地存在于文学语境、对生活事件的回忆、历史文献和教材、对数据的科学解释、政治演讲、日常对话之中。”②谣言、流言、神话、民间故事、历史等叙述也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叙述知识的组成成分。从后现代知识观念出发,我们的视野就会走出仅以叙述“真假”甄别谣言的窠臼,发现这一集体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

  把谣言和流言的分野界定在是否虚构这一点上,虽然给政府舆情控制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甄别控制谣言的标准,但也把谣言问题简单化。虚构与真相只是一个结果判断。在焦虑心态支配下,人们主观上急于改变叙述不充分的状态,群体中的个体如果知道某一种叙述为虚假陈述,其传谣的动机只能解释为有“造谣惑众”的先天偏好。正因为如此,谣言研究中最典型、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如何滋生并弥漫性扩散、变异,再到逐渐消失的传播过程。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转移或偏向,而“转移”或“偏向”是由听传者共同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历史传统、现实境遇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谣言的界定应着眼于其叙述、传播、变异本身。谣言研究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和风险管控压力,容易使学者从动机角度区分谣言与流言,但这种区分现实操作难度大,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二、谣言的本质是文学人类学意义下的叙述,虚构与否不是谣言和流言的分水岭

  谣言是伴随着人类历史存在的广义叙述的遗留物,其产生和人类的想象、叙述、求证能力相适应。文化传统中的口头叙述传统是人类文化分蘖之根,大传统视野下的叙述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文字的口头叙述传统;二是与文字书写传统并行的口头叙述。尽管互联网压缩了谣言叙述历时性变形转换的时空,但其核心特点依然是口头形态,前文字时代开始的口耳相传的“歌谣”是谣言的“前世”,“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是谣言的今生。这一点从目前《词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的义项就能看出端倪。③

  就像福柯探讨“精神病”生产史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医疗技术催生了“精神病人”。“谣言”语词意义生成也大致如此。信仰时代王权对信息的获取都需倚重“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谣言。听谣、采诗、祝祷、告神之类的日常叙述活动,都是口传时代考查社会治理合法性的高级证据。儒家继承这一知识传统:“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④由于叙述媒介及证伪技术的局限,人类早期的以“谣言”形式存在的信息传递本身就难辨真伪,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辞海》在“谣言”条下,定义“谣言”为“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⑤

  纵观信息传递的历史,真伪分野的知识传统产生于19世纪。在此之前,包括历史也被认为是广义叙事。20世纪,对于历史表述的科学性,瓦莱里(Valery)、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米歇尔·福柯(Foucault)都持怀疑态度,直到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表述区分开来。在怀特看来,历史文本表现为历史叙述,对历史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诗学。谣言和流言的区别一样超越了虚构与事实的分野,区别主要体现在内容、发生语境和传播情境等方面。当谣言作为集体意识表现出来的时候,它鲜明却又隐讳地透露出所针对的对象,整个传播过程就在这种透露中不断完型自己的叙述结构。⑥

  国内有学者以动机“恶意”、“故意”与否来区分谣言和流言。⑦卡普费雷在总结了汗牛充栋的谣言研究成果后早已直言不讳地告诫那些对谣言持有偏见的人:“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负面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它把对谣言的理解引上了一条死胡同……另一方面,这一观念似乎是由一心想教训人和教条的想法所驱使。”⑧

  首先,流言和谣言伴随着人类历史,事实和虚构的判断却经历了一个由口头传播到书写传播两个阶段的意义迁转。在传播史上,信息以口耳相传的传播历史远远长于白纸黑字的书写传播。从有历史记载到春秋时期:《书·周书·金縢》、《诗·大雅·荡》、《礼记·儒行》都只有“流言”一词,而早期“谣”和“言”连用又独立成词,“谣”(1)指“无音乐伴奏的歌唱”,(2)指“民间流传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⑨《南史·梁武帝纪》中有“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⑩“谣言”并非贬义。考察两个词语在早期典籍中的记载,不难发现:从中性词“流言”到今天贬义的“谣言”,有一个从口头传统向书写传统演变过程中的“层累构成”和意义的扭转。书写的话语霸权强调“白纸黑字”的实证,对口耳相传时代以“谣”为主的传播贬损并使之边缘化和“污名化”。此后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成为不可靠信息的代名词,难登大雅之堂。从传播史看,人类从倚重口头大传统的“有口皆碑”到倚重书写小传统的“树碑立传”,话语诉求发生根本变化。口头传统倚重口述及其信用,尊重“述而不作”(孔子、老子、耶稣、苏格拉底、佛陀等)的人文主义传统。书写小传统兴起后,这一传统遭受质疑,不得不靠自证清白的“证伪体系”。最终,新兴的小传统借助于文字暴力丑化、妖魔化口头大传统,攫得了话语权力。因之,“谣言”也由周礼以来儒家的“察谣听政”的知识传统,演变为执政者竭力妖魔化的“造谣惑众”。

  其次,流言、谣言所叙述的事件要人相信,就不可能是虚构。这些关于现在或未来的叙述,像在线播报的消息,掺和了主观判断和感情色彩,甚至在昙花一现后隐匿遁形,其结果很难预先确定。但这类超越虚构/非虚构分野之上的“拟非虚构性”叙述,又常常“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具有强大的潜伏本领,伺机等待破茧化蝶式周期性爆发。之所以不称为“拟虚构性”,是因为背后的叙述意图,绝对不希望接收者把它们当做虚构,不然它就丧失了受众,也失去了叙述动力。今人谓谣言是虚假的信息,仅仅是事后完全主观性质的价值判断。

  谣言传播借助的是隐匿的权威,总在指代其他的、缺席的叙述者,引用并不在场的他人“有人”。(11)后现代主义语言观认为:“所有的感知都是被语言编码的,而语言从来总是比喻性(figuratively)的,引起的感知永远是歪曲的,不可能确切。”(12)也就是说,语言本身的“不透明本质”,使叙述的“事实”常常被重重遮蔽。(13)况且,在现实生活中,谣言更多地以流动性极强的口头方式传播。口述的特点就是变化不定,不仅语言文本难以固定,而且口头讲述常常不是单一媒介叙述:不管是新闻广播,还是电视新闻,都附有许多“类语言因素”,例如语气、场外音、伴奏、姿势等。马林诺夫斯基说过:“对于语词的真正理解,从长远看,总是产生于这些语词所指称的现实的那些方面中的活动经验。”(14)即是所谓的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二者都超出了语言的边界。还有,个体和集体的心理图像如白日梦中的形象,不一定能落在有形媒介上,它是非可感的“心像”,我们日有所思或夜有所梦,主要由这些形象构成,把这一些记忆和传播过程的信息失真不能都归罪于信息本身的真实或是虚构。

  最后,谣言传播的路径高度依赖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谣言是一种个体/集体揣摩社会示意传播的幽灵。从经验出发,人的神经活动宛如流动的河水,在不间断地做“叙述腹稿”,而人“心灵”的成熟和发展也伴随着这种能力不断增强。心思或梦境,哪怕没有说出来,没有形诸言咏,也已经是一种叙述。荣格干脆直接把谣言理解为一种“和梦一样的‘潜意识中的口号’。……口号的产生首先是多层次、集体的语言运用过程”。(15)每个人的梦和心灵的映像,是一种现实情境的剪辑、嫁接、示意或象征,象征启用的都是旧有的素材,诉说的都是新的情境。所以,孤立地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谣言,置之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其所指就格外醒目。

  在特定社会情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下,谣言是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间交互作用的群体性获得社会认知,规避社会风险的精神康复和意义建构活动。其表现为人际间摆脱孤立状态,形成、维持、改变或适应其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叙述话语。谣言没有时间的概念,也没有空间的关联,有的只是一个“召唤结构”,包含了许多“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由听传者集体给予确定和填充,并将谣言的内容转换为听传者心目中的内容。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16)在现实中,与故事、神话一样,谣言叙述把个体和集体、自我和他人、文化和自然、生者和死者联系起来,将个人整个世界连成一体,象征性地获得了与神齐一的神圣感,产生精神的疗救效果。(17)从社会效果上来看,谣言也为各种无法获得适当信息的人群集体地寻求理解提供了共享(包括相信和质疑、共识和冲突两个方面)的平台。换言之,谣言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积极的话语实践,在集体认同的压力驱使下,实现了对群体利益的影响。其现实效果表现为三个层面:“协调一致、营造真实、强制规训。”(18)群体的立场一旦形成,便会凝固成“符号性的真理”和“治疗性的信念”。由于“沉默螺旋”的压力作用,这时候“信息流瀑”和“群体极化”两个规律的“虹吸”作用开始启动,迅速产生巨大的倾向性优势。(19)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不在于它多么符合客观事实,而是谣言身后潜在的群体意图和他们的信仰立场相一致,他们既在立场上免于“少数人”的心理危机,又在组织上有群体归属感。所以,一旦深入研究谣言控制问题,我们立刻就闯入了谣言叙述的核心规律:即进入了个体和集体的精神信仰领域,而这完全是一个主观世界。

  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伊德在70岁时谦虚地把无意识心理的真正发现者归为文学家,认为是小说的叙述揭示了深渊无比的人类内心世界。创立一个多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在21世纪又呈现出转回其母胎文学艺术的倾向。(20)对谣言传播深层的精神动力解剖是文学人类学叙事治疗的范例。我们一般浅层次的文学叙述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概念,对于潜藏在这些叙述背后的巨大精神医学能量,却浑然不觉。作为文化动物,叙述是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它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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