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肇端，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奸臣得道的主要途径有骗取君子们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通过攀附权臣或巴结权臣下属博取高位等。而政治斗争的需要、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 “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

　　【关键词】 宋代 腐败 带病提拔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宋朝吏治先清后浊

　　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太祖赵匡胤开国后，便对贪官大开杀戒。建国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与酿酒匠人合伙盗窃官酒而遭“弃市”（在闹市处死后将犯人曝尸街头）；两个月后，商河县令李瑶受赃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纬因对属官犯赃失察削籍为民；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判处弃市。建隆三年（962年），朝廷颁布了治贪政令：一、鼓励人们揭发以行贿获取官职者，其家奴或邻居亲属检举者可得重赏；二、百官举荐的僚属及地方官，如被荐者涉嫌贪腐，举主将连坐而受到重罚。太宗即位后，肃贪丝毫没有松懈。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制作假账而遭弃市；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而遭弃市。当年六月，太宗颁布政令：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以来官员因贪赃获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叙官。太祖、太宗对贪腐的铁腕惩治，在宋朝前几十年里效果甚佳。

　　真宗在位时，又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他同时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陈师道《后山谈丛》载，仁宗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停下筷子拒食此物。仁宗朝里，大多数士子都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那时的士子多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然而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矫其所为”，不单是指亡国破家的宋徽宗，更包括仁宗死后激进变法的王安石。为了推进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个人品质有问题的官员，大批保守的正直之士被赶出朝廷，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道德底线被冲破。自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肇端，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到了南宋，这种颓风虽有过几次短暂的遏制，终因病入膏肓，最终走向了王朝的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