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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理性分析人的选择行为
2017年10月18日 09: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邓宏图 宋高燕 字号

内容摘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在逻辑上是同构的,都无法解释人的行为选择的道德伦理基础。

关键词:选择;宏图;经济学;鲁滨逊;分析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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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在逻辑上是同构的,都无法解释人的行为选择的道德伦理基础。笔者认为,习俗、惯例、承诺、同情、异化、道德伦理谱系内生于历史长河中,“浓缩”了人类选择所依照的许多不假思索即可方便实施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外化成了道德律令,更多内化在人的心智结构、情绪、思维过程和潜意识的自发作用机制中,与寻利的“理性”动机一起决定着人的行为,并扩展为“历史理性”。它在历史中形成,由历史检验和解释,合于历史演进的自然秩序。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存在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即理性假设,其含义几乎不言自明,不仅约定俗成,甚至成了人人都要顶礼膜拜的图腾。它表示个人经济活动的行为动机,是以一己私利的成本收益计算为逻辑(基础)的心理动机,人的行为动机与动物的行为动机(即动物本能)都可以在同一层次得到解释,甚至“刺激—反应”的行动方程中所内蕴的逻辑结构,对两者来说也毫无二致。在此基础上,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生产说成是非社会的、超历史的“一般财富生产”,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固定不变、永恒的范畴。

  新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所谓理论简约化,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真实世界中行为人决策更复杂、更多元甚至更关键的其他“动机”,以图技术上便利地对资源配置效率求解。研究制度变迁、经济社会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马克思的整体论方法与其根本对立。个体所做的各种选择、社会变革的方向,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中进行的,总是必然地承载着人类在历史上所发展出来的思想资源并受其影响,总要受生产力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制约。这些结构不仅以外生约束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会内化进人的心理动机中,使个体在具体历史时序中以惯常方式进行选择。有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论,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的变化趋势成为可以认识、把握和预期的,社会成员依照伦理、习俗、惯例和社会信念(意识形态)彼此发生关系,有序的社会网络关系就是这样确立的。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具有指导性

  我们发现,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概括,远比新古典理性假定更准确,内涵也更丰富,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启示。在长期的历史进化中,习俗、规范、信念(意识形态)、伦理都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内生出来的,又经由人与人在长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地衍生成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情绪情感与认知模式,越到后来,它们越作为外在约束影响人类行为。但本质上,它们内化在人的行为动机中,成为人类心理活动诱发机制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内容。这意味着,观察人类行为或选择时,应具备更加宽阔的视野,在社会信念或文化类型下考察人类及其个体的选择行为。唯其如此,才能更加深刻精准地理解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转型的本质。

  马克思还认为,“类”不仅是人的对象物,而且构成了人本身。“类”作为人的特性表明,人不是孤岛上特立独行的鲁滨逊,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社会人”。“类”、“社会性”、“主体间性”的概念在此处是同一的。它们不是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客观存在、构成人类特性的“内容”,与人的所谓“理性”有本质不同。后者是个体寻利逻辑结构所决定的心理动机。

  一般来说,“类与异化”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逻辑上是同构的,但前者比后者更具体,更能为理论分析所需要的观察和解释提供具体的参照基准。“类”涵盖了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为两者之统一。

  笔者曾论证,鲁滨逊的孤岛世界和他在孤岛前所处的世界具有质的不同。前者与动物毫无二致,而鲁滨逊所拥有的知识无疑是先前的社会给他的,这使他在面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时更聪明。但在孤岛上,鲁滨逊只会按照单一的理性原则采取行动,道德、习俗、伦理、意识形态对他只是从前社会的记忆。一旦鲁滨逊回归社会,他的偏好动机和行为就再也不能特立独行,必须回归人的“类”社会性,“非理性”与“理性”一道构成决定人的选择行为的“复合性动机”。

  被新古典经济学当作人的本能或天性的“理性”,很可能是经过社会化的多次或多重“反转”,即经过社会性的价值扭曲或逆转(即“异化”)之后的“历史演化”的产物。于是,许多看起来是浑然天成的所谓(行为人的)“人性”与动机,实质是经过了社会形态的多次演变过程,并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价值尤其是阶级分层的内涵。例如,对金钱的追逐导致社会成员的分化,许多人丧失了自身的劳动条件,尽管他们仍身处劳动过程,但劳动过程已经异化于他们。其实,劳动的成果本来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但由他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却异化为他人拥有的资本,反过来支配和剥削劳动者。作为“理性”的雇佣劳动者,其自利最大化的目标,只是争取资本的剥削不要超过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这与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乃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是根本对立的。可见,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仿佛帮助研究者们厘清了选择的“基本条件”,却把选择过程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或财产(所有权)结构的“价值取向”及其包含的伦理一概隐藏了,人们看不到被新古典功利主义掩盖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这造成了异化的“内生化”,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维护资本统治的虚假“意识形态”。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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