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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与农村老年心理健康
2020年10月15日 09:03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4期 作者:孙薇薇/石丹妮 字号
2020年10月15日 09:03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4期 作者:孙薇薇/石丹妮
关键词:农村老年;社会支持;支持质量;支持满意度;心理健康

内容摘要:

关键词:农村老年;社会支持;支持质量;支持满意度;心理健康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以往研究对于社会支持类别对老年人口心理健康产生差异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探索相对匮乏。本文基于中国9省农村老年情绪问题干预研究的基线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口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不同的社会支持源(人)提供的不同类别的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心理健康产生差异性影响;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支持数量增长可以显著提升老年心理健康水平,且有部分作用是通过支持质量评价(支持满意度)产生中介效应。亲密关系中,配偶和成年子女是几乎所有支持类型的重要提供者,且配偶是老年人最核心的支持者;老人对配偶的需求定位于提供陪伴且高质量、让人满意的陪伴,对子女的需求定位更侧重于子女提供支持即可。较高质量的友邻支持有益于老年心理健康;社区活动参与对老人心理健康的作用则体现为多多益善,而老人对参与质量层面的要求较低。

  关 键 词:农村老年;社会支持;支持质量;支持满意度;心理健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区整合与农村空巢老人心理干预研究”(批准号:15BRK0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与“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作者简介:孙薇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老年学;石丹妮,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研究生。

  大量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比城镇老年人呈现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孔宪焜等,2018;裴瑞娟等,2019)。整体社会支持的相对匮乏是农村老年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张芳,2015),包括:代际关系松动或弱化(应星,2014;贾玉娇、范家绪,2019)、农村老年社会隔离感强、社会活动少等情况。如何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成为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农村老年人目前的社会支持情况如何,什么人提供何种社会支持,不同种类的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二是探究社会支持提升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微观影响机制。

  一、以往相关研究

  (一)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指人们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与所需资源(张文宏、阮丹青,1999)。社会支持,按照功能划分包括:工具性支持(如金钱、生病照料等),情感性支持(如倾听、抚慰等)(Wellman & Wortley,1989;周林刚、冯建华,2005);按来源划分(支持由谁来提供),或以关系划分(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等),或以支持源性质划分(如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等)(陶裕春、申昱,2014)。林南则按照结构层次分类,将社会支持结构分为“内层-中层-外层”的嵌套系统。嵌套系统的内层是指亲密关系的支持,如有无配偶、子女支持等;中层是指社交网络支持,如朋友支持等;外层是指社区给予的支持,如参与社区组织数量等(Lin et al.,1999)。嵌套系统分类法既考察社会支持的整体结构,又兼顾每个层次中的具体关系,是一种较为综合性的分类方式。

  研究发现,不同支持来源提供不同的支持。父母或成年子女的关系最具支持性,朋友提供的感情和工具性支持和兄弟姐妹几乎一样;邻居则主要提供日常陪伴和小的物质支持(Wellman & Wortley,1989)。对于中国农村老年人而言,亲属是最重要的支持者,儿子提供的支持类型最多,女儿提供较多的生病支持及部分情感支持,配偶提供的是情感支持和外出陪伴;朋友是社交支持的主要提供者;邻居提供小的实际支持和社交支持(贺寨平,2006);社区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为老年人提供支持(丁志宏,2012);政府提供的支持则主要是正式制度支持,如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

  (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1.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arandi,2017;顾芮萌,2019)。配偶关系、子女数量与支持都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彭华茂、尹述飞,2016),子女支持作用大于配偶支持大于其他来源支持(李晓,2017);跟朋友交往具有正向影响(贺寨平,2002)。

  2.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微观影响机制

  “压力源→社会支持→心理健康”模式: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式认为在压力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支持通过缓冲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对心理健康发挥保护作用;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式则认为无论个体是否面临压力,社会支持均能对心理健康发挥增益作用。两种模式均有研究给予支持(宫宇轩,1994;李强,1998)。

  “支持结构→支持功能→心理健康”模式:林南(Lin et al.,1986)将社会支持区分为结构性要素和功能性要素。按照社会关系由亲密到疏远划分,结构性要素包括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社区;功能性要素包括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支持,感知性支持与实际性支持,常规支持与非常规支持这三个维度。结构性要素是功能性要素的基础,而结构性要素通过功能性要素才能对个体产生间接保护,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一种隐藏的机制:“支持客观状况→支持质量评价→心理健康”模式:除了上述两种微观影响机制之外,文献中还隐含了第三种机制,本文将其总结为“支持客观状况→支持质量评价→心理健康”模式。支持客观状况,指的是社会支持呈现的外部客观特征,比较常见的指标如社会支持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接触频率、异质性、其提供的支持功能类型等。支持质量评价,测量被支持者对所获支持在质的层面的感受与评价,被支持者对支持的满意度、充分性、负担感等评价均可以属于此范畴。社会支持满意度是支持质量的重要操作化指标(Vandervoort,1999;Benca-Bachman et al.,2020),研究显示它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Vandervoort,1999;Sheng et al.,2009;Crutcher et al.,2018);在中国老年人群体中这一影响同样存在(林笑微,2007)。社会支持充分性评价、负担感评价也被证明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Lincoln,2000;Ogletree et al.,2019)。

  相对于支持客观状况,支持质量评价能更直接、准确地对被支持者的心理健康产生预测作用。这类发现在支持满意度的研究中被多次证明(Doeglas et al.,1996;Vandervoort,1999;Chiou et al.,2009)。对支持充分感的研究也有相似发现(Oxman & Hull,2001)。支持质量评价比支持客观状况更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原因是,相较于后者,前者包含了另外两个重要维度,一是所获社会支持的客观状况与个人主观需求的比较评估,二是对社会支持增益效果的结果评估。有研究指出,之所以支持满意度比起支持状况更与个体的幸福感相关,是因为单纯测量支持本身则无法评估支持状况与个人需求间的差异,而测量支持满意度弥补了这一缺陷,使测量能够真正评估支持是否符合被支持的意愿(Doeglas et al.,1996)。

  可见,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是比较复杂的,“社会支持存在即增益”还是“高质量令人满意的社会支持”才具有效果?将几个问题整合讨论的研究目前不多。“支持客观状况→支持质量评价→心理健康”模式为这一问题的验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三)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研究已经表明社会支持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人群的心理健康具有影响,但相关研究依然相对笼统,仍需进一步的检验和细化。第一,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是否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类研究相对较少,尽管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支持,但不同人的不同支持对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分析较少;第二,在作用机制层面,尽管单独检验“支持客观状况”和“支持质量评价”(如支持满意度)的研究较多,但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没有;第三,在社会支持源的分类上,较少有从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社区这三个由内及外、由亲密到疏远的维度进行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将以中国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对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进行探索。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源区分为亲密关系(配偶和子女)、友邻、社区三个由亲密到疏远的维度;社会支持的类别将区分为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生病照料、生活照顾,配偶增加生理支持,社区支持指社区活动参与的频率;支持质量评价指支持满意度;心理健康操作化为抑郁情绪。根据前述文献,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1:不同社会支持源提供的不同社会支持会对农村老年的抑郁情绪产生差异性影响。

  假设2:社会支持客观状况对抑郁情绪有直接作用,并且通过社会支持满意度对抑郁情绪产生间接影响,即社会支持满意度产生中介效应。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在全国9省开展的农村老年情绪问题干预研究①。该研究对四川省(绵阳市、资阳市)、云南省(玉溪市)、黑龙江省(海林市、东宁县)、内蒙古***(赤峰市)、山东省(肥城市)、广西***(南宁市)、福建省(漳州市)、甘肃省(高台县)、河南省(濮阳市)9省农村老年人开展心理干预并进行评估。本文采用的是该研究中干预前基线调查所收集的数据。基线调查是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的摸底问卷调查,分别于2011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开展,每个省随机抽取1-2点(市/县),在该地随机抽取1-3个村为调查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00-200名(根据村里老年人总体数据有所差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问卷以农村老年社会支持状况与心理健康为主要测量内容。最终有效样本数为3456份,2011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样本量分别为:988份、929份、380份、1159份。全部样本中男性占45.69%,女性占54.31%,平均年龄为68.66岁。

  (二)变量

  1.因变量:心理健康水平,采用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CES-D,简称抑郁情绪评分)(Radloff,1977),该量表是国内外广泛用于社区人口评测一般心理健康水平的测量工具(Zhang et al.,2012),也是我国老年心理健康经常使用的测量指标之一(王辉等,2013)。共20道问题,所有得分相加,总分为0-60分,分值越高说明抑郁情绪水平评分越高,即心理健康水平越低。量表信度得分Cronbach's Alpha=0.89。

  2.自变量:支持客观状况,测量老人获得的支持数量。按支持源分为亲密关系(配偶、子女)、友邻、社区。问题为“过去一年您从配偶(成年子女、友邻)获得了以下哪些支持?”涉及生活照料、经济扶持、生病照顾、情感倾诉、生理安慰(仅限配偶)等条目,回答赋值1-5分,分值越高说明获得的支持越多。

  对于社区层面,以往研究中,社区活动的参与、社区组织的参加数量等常被作为社区层面的社会支持操作化指标(Lin et al.,1999;丁志宏,2012;余玉善等,2018)。有学者指出,老年人参与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可以帮助丰富社会交往、排解烦恼,是从社区层面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樊改娟,2006)。本研究中,获得社区支持的操作化问题为:“过去一年您参与社区(村委会)组织活动的频率?”回答赋值1-4分,分值越高说明参与社区活动越多。

  3.中介变量:支持质量评价,操作化为老人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Vandervoort,1999;Benca-Bachman,etal.,2020)。调查分别询问:“您对老伴(成年子女、朋友邻居、社区服务(村委会))提供的支持感到满意吗?”回答赋值1-5分,分值越高说明越满意。

  在中介效应检验部分,本研究对自变量进行汇总并进行极差标准化,最终处理为“各支持来源的社会支持的总体数量”,即:对各支持来源的各个功能性支持数量得分标准化后加总取均值统一为一个变量,对得到的分值进行Min-max标准化后乘以100,以最终得到的分值记为该来源支持数量总得分。极差标准化有利于测度标准化,并有利于数据结果更加清晰的解释(佟新、刘爱玉,2015;庄家炽,2018)。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近一年家庭年收入、婚姻、躯体疾病、年份、省份等。研究表明年龄(吴霜等,2019)、性别(唐丹,2010)、收入(伍小兰等,2010)、婚姻状况(李安琪、吴瑞君,2019)、躯体健康状况(廖唯峥等,2019)都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另外,在本文中,由于数据有多省份多年份,因此将省份、年份以虚拟变量方式设置加以控制。表1为变量说明及赋值情况。

  

  (三)统计方法

  本文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不同支持源提供不同支持对农村老年心理健康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对于社会支持影响机制的研究,本文对四个模型的中介路径进行检验:“配偶支持客观状况→配偶支持满意度→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子女支持客观状况→子女支持满意度→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友邻支持客观状况→友邻支持满意度→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社区支持客观状况→社区支持满意度→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目前Bootstrap法因其更加精确、更高检验力等优势,被认为是比依次检验法、Sobel法等传统方法更具优势的中介效应检验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因此本文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在95%的置信区间下考察支持满意度在支持客观状况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以中介效应结果是否含0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陈瑞等,2013)。如果中介效应存在,本文将进一步计算中介效应占比:中介效应占比=间接效应/总效应*100%,反映了中介效应在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中所占的比重,是中介效应分析中常用的效果量指标(effect size)。中介效应占比在本文体现了“支持质量评价”在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产生增益效应中的比重,从而反映高质量社会支持的重要性状况,以此体现老人对不同支持源提供高质量支持的需求差异。

  三、数据结果

  (一)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整体状况

  数据表明(见表2),在所有的功能性社会支持中,配偶提供的支持占比最高,70%左右或以上老人都认为配偶提供了较多的各类社会支持,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支持提供者;50%左右的老人认为成年子女提供的各类社会支持较多;友邻也会提供一定的支持但相对较少。在生活照料中,选择友邻提供较多支持的比例甚至略高于成年子女,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成年子女照料呈现较为严重的弱化;在经济扶持中,无论对哪一类支持者,老人选择“支持较多”的比例都最低,可能存在老人普遍感受经济扶持不充分的状况;在生病照顾中,配偶成为最核心的支持者,同时也高于配偶本身提供的其他类型支持,生病照顾也是子女目前提供支持最重要的形式。对于社区支持,77.4%的老人认为这项社会支持较少。

  

  (二)不同支持源(人)提供不同支持对老年抑郁情绪产生差异性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

  配偶所提供的情感倾诉支持(β=-0.900,p<0.01)、生活照料(β=-0.429,p<0.1)、经济扶持(β=-0.300,p<0.1)能显著减少老人的抑郁情绪。子女提供的情感倾诉支持(β=-0.676,p<0.01)、经济扶持(β=-0.641,p<0.01)、生活照料(β=-0.343,p<0.1)能显著减少老人的抑郁情绪;子女支持中情感倾诉和经济扶持的影响比生活照顾更为显著。友邻提供的情感倾诉支持(β=-0.553,p<0.01)、生活照料(β=-0.493,p<0.05)能显著减少老人的抑郁情绪,生病照顾和经济扶持影响不显著。社区参与可显著减少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β=-1.460,p<0.001)(数据参见表4)。

  

  

作者简介

姓名:孙薇薇/石丹妮 工作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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