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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例
2020年10月16日 09:17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宁)2020年第2期 作者:郭星华/陈维 字号
2020年10月16日 09:17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宁)2020年第2期 作者:郭星华/陈维
关键词:家族摆手舞;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坚守;文化妥协

内容摘要:

关键词:家族摆手舞;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坚守;文化妥协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民族地区发展融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张力给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冲击,其传承与发展受到关注。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发展表明,仅留下文化表征的传承方式迎合市场,使非遗文化得以生存;文化表征和文化内核相统一的传承方式,虽使非遗文化得到保护,但远离文化冲击,逐渐走向消亡,这是非遗传承的困境。走出非遗传承的困境,应把握文化的层次性,推进文化内核和文化表征相融合,一方面丰富文化表征、坚持深挖文化内核,另一方面注重将文化传承融入现代发展,在新时代焕发非遗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关 键 词:土家族摆手舞;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坚守;文化妥协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课题“新型城市化中的社会矛盾与治理创新”(项目编号:16JJD840014)。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 ),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陈维(1989- ),女,重庆秀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化扩展全球的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文化的命运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诸如土家族摆手舞等地方性非物质文化生存的空间日益狭窄,面临凋零的境地。摆手舞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艺术形式,具有礼俗、观念、象征体系等不同维度,在已有对土家族摆手舞的研究中,对摆手舞艺术形式的解析体现出不同的学理旨趣。20世纪末学者对摆手舞的研究集中在对舞蹈自在的历史传统和艺术特征解读,通常研究者基于民族志文本,对舞蹈动作、技艺、配乐进行深描,分析舞蹈与土家族迁移、生活历史的联系,得出人们以舞蹈为媒介与祖先、生活群体相连接,进而认为舞蹈具有社群联系、祭祖实践、娱乐交往的功能,如陈廷亮与安静峰、[1](P65~67)彭曲、[2](P51~56)王龚雪[3](P17~24)等的研究。另一些学者如陈廷亮与谭婷、[4](P48~53)杨亭[5](P179~184)从审美意识角度出发,认为生活环境、劳动习惯为舞蹈动作提供了审美理解信息,例如,摆手的“摆”动作万千,浑然一体,通过摆手的节奏、频率来模拟生活、生产动作,具有视觉的美感,从而产生审美的意蕴。

  部分学者继承了本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采用的“社区传统”的田野取向和“功能主义”分析路径,着眼点不仅仅限于摆手舞艺术形式本身,而是将摆手舞视为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互动的切面,剖析摆手舞形态演变所展现的传承沿革。李伟以土家族文化生态圈变迁与摆手舞传承方式选择为例,探讨了异质文化间难以做到现代性与传统性平衡,认为社会发展中村寨的变化浓缩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变迁,当村寨文化资源受经济侵蚀时,会“再生产”出新的文化传承形式,诸如旅游村寨、摆手舞展演等,难以以保护传统村寨的方式维持摆手舞文化生态。[6](P143~146)一些学者从人类学角度,基于对特定村庄摆手舞流变的实证研究,指出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是一种资源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摆手舞传统被丢弃而注入新的内涵。[7](P18~23)施曼莉对摆手舞传承做主体分类分析以解答如何传承摆手舞,认为政府、学校、文化组织、村民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摆手舞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差异性,应把握相互间良性互动并建立传承体系。[8](P71~74)也有学者关注到了现代化背景下摆手舞传承的困境。罗成华、刘安全认为摆手舞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使现代的摆手舞成了被发明的传统,文化意蕴已丢失。[9](P88~91)还有部分学者试图以考察摆手舞传承载体变化来描述困境,认为摆手堂的破坏,使得跳舞场所缺失。[10](P62~65)

  综上所述,学界对土家族摆手舞传承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笔者认为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学者的研究通常通过描述摆手舞表现形式改变而推论出传承的整体困境。实际上,在文化互动中,传统文化的呈现状态也有主体性选择的问题,不同的文化参与者采用怎样的文化传承模式,以怎样方式去执行都值得思考,而以往研究简化为一种结构和社会的变迁,遮蔽了文化参与者的体验。其次,已有研究对作为非遗的土家族摆手舞如何传承,是牺牲传统使其存活还是保持原样继续留存,鲜有进行分析。为此,本文以Y县为田野点,在描述摆手舞传承过程的基础上,总结其面临的困境,归纳走出困境的路径。

  二、摆手舞传承发展的两难困境

  笔者对摆手舞进行田野考察的地点是Y县,①位于C市东南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出C市达鄂、湘、黔的重要门户。Y县在民族构成上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另有汉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共18个民族。土家族摆手舞在Y县颇为流行,得到了良好的保护。摆手舞土家语叫“舍巴舞”,也称作“调年舞”,是土家人庆祝丰收、祭祀先祖、举行重大节日时所跳的仪式舞蹈,是土家族最主要的标志性文化形态之一。

  《华国图志》中提道:商周时期,巴人携自己的舞队,参加周武王伐纣队伍,这种舞在汉代以后被称为巴渝舞。巴渝舞即摆手舞最早的形态。摆手舞作为了一种追忆祖先的舞蹈留存了下来,舞姿包含民族迁移、祖先崇拜、生产劳动等方面内容。根据摆手舞的举办规模、动作形式、参与人数、举办地点,摆手舞区分为“大摆手”和“小摆手”。[11](P156)大摆手舞是举行祭祀仪式时所跳的舞蹈,多于农历节庆日在摆手堂②举行。Y县州志记载,村市赛会中有“六月川主会,九月三扶会”,土家民众把农历的冬月、腊月和正月视为农闲季节,农闲季节举行摆手舞庆祝农事和祭祀祖先,土家族人称为“正月堂”“三月堂”“五月堂”。小摆手舞是农闲娱乐时所跳的舞蹈,多在田间平地上跳,没有固定的规定,劳动耕作结束、休闲时土家民众围聚在平坝上、房前一起跳。摆手舞以摆手为基本动作,在单摆、双摆、回旋摆动作基础上形成,具有“同手同脚”、摆动幅度小,下不过膝,上不过肩等动作特征。“同手同脚”也被形容为“顺”,即左臂与左腿是一同进退,右臂右腿也是一同进退,与平时走路时臂和腿的配合是相反的。[12](P9)舞蹈少有伴乐,仅有鼓、锣两种乐器,节奏简单并且不断重复。

  摆手舞是由土家先民在漫长生产生活中根据图腾崇拜和土王崇拜逐渐创造的,其中蕴含着社群联系、娱乐交往、民族认同等文化功能,是维系民族生命力的强有力精神纽带。这些文化功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深刻关联。清代邵陆编撰的州志中,对Y县地形和居住环境描写为:“惟是重峦叠嶂,土少石多,其户皆零星四散,罕聚族而居者,五方杂处。”③武陵地区群山重叠、交通阻隔,呈现大聚居、小杂居的生活分布。土家人平时各自生产劳作,遇到特定节日则聚集在一起围圈跳舞,以娱乐的方式不断加强社群联系。在现代社会,信息网络、电视遍及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选择,摆手舞的娱乐性功能消减;摆手堂现存数量减少,使得摆手舞的认同空间缩减,传统祭祀功能淡化;交通发展、通讯技术进步使得人与人交往有了新的方式,不再需要以农闲时间跳舞以增进交往,摆手舞承载的社群联系、娱乐交往等功能也逐渐消减。那么,在现代化背景下,摆手舞是如何传承的呢?

  (一)坚守文化表征和文化内核统一

  虽然如此,Y县在保留摆手舞的文化内核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在Y县,政府的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是驱动文化传承的主要力量。开展文化普查、设立传统保护村落、建立土家博物馆、补助非遗传承人、发展学校教育等一系列回应表现均对文化的内核进行阐释。1983年Y县成立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来,就将摆手舞定为土家文化符号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研究,20世纪90年代进入对摆手舞文化全面恢复、重建、传承推广阶段,随着Y县的“中国摆手舞之乡”广泛宣传,当地开始探索文化传承和地区发展共同相结合的方式。④摆手舞在政策的引导下,从民间的自发舞蹈发展成土家族民族文化代表。

  “土家族一直以来都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传承只能靠口头相传,而这种传承方式又极为有限的。摆手舞可以用歌舞的形式,让土家族人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获得某种生活经验,因而博物馆就注重对摆手舞资料的收集整理。”⑤

  2003年,Y县被文化部⑥授予了“中国摆手舞之乡”的称号。随后,2008年Y县民歌也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也不断推动着文化传承。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的命名工作,被命名的传承人地位凸显影响力得以提升。[13](P35)这些传承人在传承民族文化时得到政策的支持与扶助。从2010年起,C市出台文件规定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传承人,在国家给予每人每年8000元补助的基础上,由C市财政每人每年给予2000元配套补助;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给予5000元补助。⑦这些资金规定了专门用途,包括带徒授艺、培训讲习、整理出版有关资料、展演展示等。这些传承人以及土家族老一代跳摆手舞的村民,有着保持文化表征和内核相统一意识,对摆手舞的文化内核也有所了解。

  “那些动作比如扒田、栽秧子、打谷子、要先上公粮,要存钱在银行,老百姓才会有口粮,都是继承那些劳动生产的。这些都是来自这方土地,不会轻易就丢掉的。”⑧

  在这些传承方式中,摆手舞的文化表征即舞蹈外在形式最大限度保留着历史原貌。摆手舞的文化表征为舞蹈的动作表现、服装道具、场地音乐等表征、可见的元素,这些摆手舞动作简易、配乐节奏简单、服装为日常生活服饰。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学校老师以及传承人引导着人们了解摆手舞的文化内核,即是舞蹈的内在内涵,包含民族交流、民族认同、社会交往等内生、稳定的元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文化内核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摆手舞同样面临着传统技艺后继乏人的危机。老一代会跳摆手舞的艺人相继去世,青年人外出打工,即使会跳也学艺不精,现代娱乐方式影响下年轻人不再愿意以跳摆手舞来娱乐。[14](P230)随着会讲土家族语言、对土家文化有所了解的老一代人渐渐逝去,新一代年轻人不再知晓摆手舞的祭祀、社群联系等功能。在提到摆手舞传承的困境时,县文化馆负责人说道:

  “村里的人都出去打工去啦,原生态的摆手舞没得人跳,过去几乎村村寨寨都有摆手堂,现基本都毁了,只得长潭村酉水河西岸的爵主宫。等现在这一批能唱会跳的土家族老人一个一个走了,传下去就有问题了。”⑨

  可见,现代化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同时现代化也使民族文化遭遇到以西方科学文化、工业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产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自然环境的变化,一些习俗传承空间改变,文化原有的功能消减,使得摆手舞等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逐渐消失的困境。虽然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精英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在传承和发展摆手舞过程中,坚守文化表征和文化内核统一,但却很难根本改变社会功能空间的变迁而导致的社会代际自然传承的断裂。

  (二)保留文化表征,迎合市场需求

  大多数的民族地区都位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没有多元的资金渠道投入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资金大多数源于政府拨款,Y县也不例外。政府资金投入的刚性、约束性又使得摆手舞在面临传承困境时难以敞开发展路径。文化保护单位就会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强烈驱动下,不断探寻新的传承模式。2012年Y县某旅游景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在偏远的西南一隅,要想发展旅游事业,以摆手舞为内核的文化呈现就成了当地主管部门的不二选择。县文广新局下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档案室,将摆手舞的相关资料归档保存,旅游局在5A级景区中专设土家文化研究院和土家文化展示小院,旅游投资集团下设了演艺公司,将摆手舞元素吸收改造改编成大型歌舞剧等等。

  在Y县,随着国家5A级景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投资公司整合诸多种类相关的项目,打包成一个主题品牌,进行统一保护和开发。各地的游客来到5A景区时,可以同时前往土家族文化陈列馆、土家文化风情园,观看摆手舞表演等。这种以大众喜闻乐见为标尺的传承模式,使摆手舞的表现形式呈现新的面貌。走上舞台的摆手舞者不再身穿田间耕作时最普通的土家服饰,跳着简单的摆手动作,而是靠着光鲜、耀目、舞台化效果的服饰,炫技式的舞蹈动作来吸引游客。

  “这个服装周围是用亮片缝制的,生活中是没有亮片的,只有花边。舞台上需要灯光一打起,有一定的亮度,颜色要鲜艳,这样才有视觉上的冲击。而且现代人不可能穿我们以前传统的服装。传统服装是灰白色,青雀白、蓝布,满足不了现在对时尚的追求,只能是把颜色稍微鲜亮一点。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漂亮好看。”⑩

  这是仅留下表征形式的土家族的摆手舞,分明是一种为了迎合市场而改造出来的舞蹈。这种仅留下文化表征的特点是,有一件光鲜亮丽的外衣(非遗的名头),符合现代审美趣味的舞美、灯光与动作,随着时代的变迁,还会进一步地改变以迎合市场需求。基于市场驱动的文化表征传承,从服装、动作、音乐等方面增添文化表征,使文化富于多元性,为人们感知文化提供了多条途径。但是,以丰富文化表征为导向的非遗传承方式,是在迎合消费需求的作用下,对文化实行规训。妥协方式所呈现的文化,靠着光鲜的服饰、专业的舞姿、迎合市场审美趣味的包装手法,展示的是定型化、标准化、商业化产品,像是用同样现代审美和标准流程生产出来的作品。而文化内核即舞蹈所表达的民族精神逐渐淡化。

  总之,文化具有复合性,构成要素包括象征符号、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物质文化四大类构,前三类属于精神要素,后一类属于物质要素。外显的事物可归于物质类,文化功能、文化符号、文化象征、社会规范等可归于精神类。非遗的传承在这里遇到了两难的困境:坚守文化表征和文化内核统一,非遗将会有成为文化“化石”的危险;如果对市场妥协,仅留下非遗文化表征,那又将失去保护非遗的意义。让非遗躺在档案馆、音像资料室或者书本里,保留表征和内核统一,还是供后人欣赏、研究,还是迎合时代改造成,人们其实很难做出抉择。

  三、非遗传承的路径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明的标志、记忆和载体,其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是民族的核心构成。本文运用文化要素的分析方式,厘清文化层次,识别文化表征以及文化内核,从整体性视角探索如何走出非遗传承困境之路。费孝通先生在《民族问题的识别》一文中提到,民族共同心理是同一民族的人感到大家是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自然人心理。[15](P89)摆手舞的文化内核所体现的是土家族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亦是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丰富文化表征、深挖文化内核,促进相互间融合,是非遗传承的可行路径,一方面要理解丰富文化表征对非遗传承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对文化内核进行深层次透视,从而消除文化表征和文化内核分离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走出非遗传承的困境,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识别非遗传承路径中的文化要素及层次。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意识形态。文化有着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种属性。物质要素是外显的、浅层的,具有很强的外部环境适应性;精神要素是隐匿的、深层的,是文化恒久的积淀。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附着于同一文化形态中,两者受外部环境影响和渗透是不同步、不平衡的,且受外部环境影响有着深浅之分,往往是文化表征最先受到影响。例如,在网络时代,新媒体的瞬间性和碎片化,很容易简化、同质或解构文化表征,使原有的文化特质渐渐被稀释甚至替代,从而流为简单机械的文化符号。管理部门对非遗传承的投入、项目、政策和管理呈分散化、短暂性,长此以往,民族文化仅进行了表征传承,新的文化脱胎出来只是增加了娱乐他人的功用,专为娱乐他人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已不再是原有的文化,也违背了非遗传承的初衷。因此,传承中应识别文化要素属性,充分考虑和彰显文化内核要素,回归促进文化整体繁荣的旨趣。

  其次,非遗传承应坚持深挖文化内核和丰富文化表征相融合。非遗传承的困境源于传承认知的偏差,传承方式中注重文化表征丰富而忽略了文化的整体传承。非遗文化的传承有赖于政府的扶持,包括以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博物馆、资料记载等方式延续。而仅保留表征的传承是将摆手舞进行舞台化改造,这种传承方式所造成的可能后果是,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会忘记了摆手舞的本来样态,将经过改造的摆手舞当成摆手舞的模样,对摆手舞的认识发生变异。这样的文化传承方式将会走人死胡同:如果传承不以迎合市场方式对文化表征呈现进行改造,就会难以存继,逐渐变成死的文化化石,如果进行改造则会改变原来面貌。所以,深挖文化内核,使文化传承者对非遗传承有着深层的文化感知,明白文化表征、文化内核作为整体所饱含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民族记忆,用融合的手段促进物质和精神的双向繁荣,非遗传承便有了坚实的文化积淀。

  最后,非遗传承应是开放、面向未来的姿态。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摆手舞饱含了土家族民众生活方式的历史积淀,也融入了今天的生活现实。摆手舞传承则应建立在对土家族摆手舞形式、功用、既往历史、未来发展的认识上,将摆手舞视为活态文化,在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动态发展,而不是使一切传统都原封不动地保留。民族文化起着诠释精神和凝聚群体的作用。文化在传承中要强调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仅靠符号化的摆手舞是不够的,还需要语言、服饰、生活习性、节假日等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并行不悖地发展,才会使民族文化在传承道路上行进。传承要遵循新时代的特征,以面向未来的视角拓展思路,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感知文化内核,注重文化恒久发展,让非遗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①按照学术惯例,对调研地进行了化名处理。

  ②据文化馆馆长访谈:调研地过去村村都有摆手堂,现已多数损毁,Y县仅存后溪镇长潭村酉水河西岸的爵主宫,摆手堂长期供奉着土王,清朝改土归流后,由土王崇拜扩大到宗族祭拜,同时供奉族人的祖先。

  ③[清]邵陆:《Y县州志》,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0年。

  ④根据对摆手舞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土家族老人开展深入访谈,辅以政策文件、地方县志等资料收集。

  ⑤访谈时间:2018年4月9日;访谈地点:Y县土家族博物馆;访谈对象:Y县土家族博物馆馆长冉刚。

  ⑥2018年3月,更名为文化旅游部。

  ⑦根据渝文广发[2010]269号文件。

  ⑧访谈时间:2018年4月10日;访谈地点:Y县可大乡客寨村;访谈对象: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田景树。

  ⑨访谈时间:2018年4月6日;访谈地点:Y县文化馆;访谈对象:Y县文化馆馆长吴洪。

  ⑩访谈时间:2018年4月11日;访谈地点:梦幻桃源剧目排练厅;访谈对象:Y县桃源大舞台负责人蒋红。

  参考文献:

  [1]陈廷亮,安静峰.土家族舞蹈的分类及其艺术特征——土家族民间舞蹈研究之一[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2]彭曲.论土家族舞蹈的民俗意蕴——土家族民间遗存舞蹈形象调查与研究[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6(1).

  [3]王龚雪.土家族摆手舞的动态形象特征及文化内涵[J].民族艺术研究,2009(6).

  [4]陈廷亮,谭婷.土家族舞蹈审美意识的传承性与变异性[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4).

  [5]杨亭.土家族摆手舞:文化焦点和审美表现[J].艺术百家,2012(6).

  [6]李伟.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与文化传承[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7]马翀伟,郑宇.传统的驻留方式——双凤村摆手堂及摆手舞的人类学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2004(4).

  [8]施曼莉.土家族摆手舞的功能与传承路径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2).

  [9]罗成华,刘安全.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传承与生境耦合[J].贵州社会科学,2016(1).

  [10]赵翔宇.传统的发明和文化的重建——土家族摆手舞传承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4(4).

  [11]田荆责.中国土家习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12]张正明.巴人起源地综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13]吕屏,王庆仁,彭家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09(3).

  [14]王军.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姓名:郭星华/陈维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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