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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 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2018年02月12日 08:30 来源:《地理科学进展》  作者:唐雪琼 钱俊希 杨茜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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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唐雪琼,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昆明 650224; 钱俊希,香港大学地理学系,香港 999077; 杨茜好,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文化地理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唐雪琼(1969- ),女,云南弥勒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民族文化研究,E-mail:396464545@qq.com。

  内容提要: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

  关 键 词:边界/跨境民族/节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标题注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61031,51668057);云南省高校重点建设学科风景园林学建设项目[Foundation: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1261031,No.51668057;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the Key Disciplin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f Yunnan]。

  1 引言

  国与国之间的边界(border)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主流的边界理论通常将其看作通过一定的法律框架确定,分割不同的政治实体的界线。但亦有研究认为边界不是封闭的,而是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以及文化对话的场域(Alvarez Jr,1995;Ernste et al,2009;Berndt,2011)。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大量的研究已经关注到跨越边界的经济合作与要素整合(Grundy-Warr et al,1999;Shen,2004;Prokkola,2011)。然而,当边界及跨境行为与文化认同相联系时,学者更多强调的则是边界的“封闭性”,即边界对两侧的社会群体所起到的分割与隔离的作用(唐雪琼等,2014)。边界区隔不同群体的文化身份,以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由于民族—国家通常被建构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1983),并被赋予了一个统一、均质的文化认同,因此国家边界内的所有公民均被归纳入一个统一、封闭的认同框架之中。在这一过程之中,国家需通过边界的划分和管治,化解生活在边界地区的国民的文化身份中内在的“不纯净”与“不稳定”(Paasi,2002;Van Houtum et al,2002)。

  当然,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是留有余地的。在国家边界被正式制度化之前,边界地区往往存在极为丰富的社会交往与文化融合。基于交流与融合的历史经验与文化意义,成为现时社会群体的文化动机与文化资源,促使跨界流动行为的产生。因此,边界地区的社会群体往往能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实践,与边界的另一侧形成丰富的社会联系与文化交流(Casey,2011)。

  在这一语境下,英美学者通常将这类跨界流动视作对于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抵抗,跨界流动的结果是边民的文化认同更加趋于“流动”(fluid)和不稳定,致使国家权力施加的国家认同受到削弱(Anzaldúa,2007)。跨境民族即为典型的案例。由于跨越边界而居,其民族认同难以被国家边界完全限定。在现有的研究中,民族认同往往被认为是自然、有机的,而国家认同则是人为建构的(Anderson,1983),因此自下而上的跨境活动自然是对自上而下所施加的国家认同的抗拒与削弱。对跨境流动能否增强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则较少关注。事实上,民族认同并非同质与一成不变的,而是异质及动态变化的(Hall et al,1996)。边界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将边界两侧分别纳入到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制度框架中,边界两侧的生存体验必然存在一定的梯度差异,因而一个统一均质的民族身份实际上是很难存在,或至少是不稳定的。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跨界流动促使边民对边界两侧进行对比,而对差异的感知可能使得边民增强,而非减弱对边界特定一侧的认同与归属。

  跨境民族在中国的东北、西北以及西南边境地区均有分布。较典型的包括朝鲜族、苗族、傣族、壮族、哈萨克族等诸多少数民族。其中,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国境线长4060km,国境线两侧分别居住着壮族、傣族、苗族、瑶族、哈尼族、景颇族等16个跨境民族。跨境民族的地缘分布形成较早,而与越南、老挝、缅甸的国界划定则是20世纪以来才完成的。因此,先有民族后有国界,被国界分隔的各少数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习俗文化,以及共同的族群历史记忆,民族间的社会文化交往从未间断。一方面,跨境民族长期维持着边界互市、跨境通婚、跨境探亲、跨境参与节日或仪式等跨境流动实践,且近年来愈发频繁。边民通过跨境流动,不仅维系族群身份,保存共有的习俗、记忆及传统,亦能够通过产品交换与通婚获取实际的物质利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跨境实践对边民意义重大,且协商并重构了法定的国家边界所限定的空间秩序与文化认同(何跃,2010;谷家荣,2013)。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跨境流动过程中的认同的形成机制是多元的,而非同质与单向的。解读跨境实践、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这3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桥头乡老街子、老卡两个村委会与越南老街省孟康县花龙乡山水相连,是中越边境苗族集中分布区之一。越南称苗族为赫蒙族,其语言和风俗习惯与中国苗族基本相同,系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花山节是中国—越南边界两侧的苗族共同的最隆重的节日,引发着频繁的跨境流动,国界一侧的苗族前往另一侧与本民族同胞进行庆祝活动,是中越边界日常生活常见的文化活动。近年来中越两国的地方政府均介入花山节活动的组织工作,边界两侧的花山节的规模、场地、活动内容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彰显出国家的经济发展、现代化水平的差异,由此影响到边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本文以跨境而居的苗族花山节活动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中国云南省河口县桥头乡老街子和老卡花山节与越南老街省花龙乡花山节为案例(图1),通过实地调查,分析跨境的花山节的文化变迁,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

  总体上,跨境的文化流动虽然维系了跨境的民族认同与亲缘关系,但并没有削弱国家认同,反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一侧的花山节具有技术更为先进、演出质量与文化品位更高、内容更加丰富的特征。中国籍苗族边民通常将上述感知与中国更为“现代化”、“发展水平更高”的话语联系起来,建构出对于越南籍同胞的社会与文化优越感,从而增强对“中国人”这一身份的归属感。换言之,民族认同的维系与国家认同的增强是并行不悖,而非相互对立,这也是本文对英美文献和理论进行修正的一个重要依据。

作者简介

姓名:唐雪琼 钱俊希 杨茜好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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