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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2017年11月14日 09:46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作者:陈学明 字号

内容摘要:因为,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真精神”,才能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长久以来,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它与其他人或思潮批判的那些共同点上,却很少关注或分析它与其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差别点,这就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积极意义被淹没.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之所以能为中国道路提供可能的合理性合法性依据,关键在于它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本体论;危机;启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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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现代性批判理论上有着相似的渊源和相同的情绪,他们都源于对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并对这种负面效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二者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批判路径与理论旨向。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特征,认为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现代性问题。源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直面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它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所造成的现代性困境的“治疗方案”,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批判最终变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正是这样的理论向度与旨趣,为当代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与优越性提供了可能的依据和有效的理论借鉴。而该理论依据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只有当对马克思主义做以两大发现为核心的理解,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真精神”, 才能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它与其他人或思潮批判的那些共同点上,却很少关注或分析它与其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差别点,这就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积极意义被淹没,阻滞了其现实价值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驳斥最为激烈,同时,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话语背景与问题渊源,二者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在此, 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突出两者的区别点,从而深度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真正特点。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截然相异。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开始,进而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后现代主义把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罪于现代性理念本身,从而要从根本上否定之。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就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英文版序言)与之相异,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对现代化的种种负面效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却不否定现代化本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态的生态理论,对后现代主义首先不满的就是上述“超越现代的情绪”。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化确定一个界限, 认为现代化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2](P1)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直言:“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3](P56)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称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他主张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3](P3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现代性理念之所以在现实中困境重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 现代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形式对理性的内在价值禁锢的结果。卢卡奇曾指出:“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了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4](P154)在他看来,现代性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时间空间化”使工人阶级浸入“物化”当中而丧失阶级意识,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终结”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否定工业社会,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他们不对现代化和现代性带有偏激的情绪。他们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的动机。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理性主体性原则的认识论立场上有着明显差别。在进行现代性批判时,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解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主体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主—客”二分的存在,也反观了现代性的缺陷。代表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者把反主体性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们从反对工业化对自然的掠夺出发,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要用生态中心来取代人类中心。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充分认可“人类尺度”。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说到底是为了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展开全部历史,论证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从而高扬人的主体性。葛兰西更是把自己的“实践哲学”称为“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他认为所谓“客观”就是“从人的角度客观”,是“历史地主观”。[5](P445-446)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们在反对以主客体分离为特征的主体性的同时,又致力于建立以主客体同一为特征的新的主体性。这种对待主体性的基本立场,又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承继,后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仍然继续保持着,他们反对后现代主义在一般意义上对主体性,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直接消解的理论。他们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存在弊端。

  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主体性的同时,把矛头直指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社会的所有弊端都归罪于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的恶性膨胀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左右,进而主张消解理性。生态中心主义者就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自然的严重破坏始于启蒙理性的得逞。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也从各个角度尖锐地批判了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尽管也深刻地揭露了启蒙理性给现代人类带来许多不幸,但却不对理性从根本上否定。他们强调理性是人所特有的,理性本身并没有过错,理性也不可能被消解。无论是霍克海默尔的《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等早期著作,还是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都是竭力推崇理性,甚至把理性视为与革命同义,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也完全是站在维护理性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由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实际上主要是对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批判,而把价值理性、批判理性作为其对立面加以宏扬。马尔库塞则在推崇爱欲时,反复申明要沟通爱欲与理性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理性,即满足的理性。[6](P165-166)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理性滥觞带来的现代社会问题时,充分肯定了理性的价值意义。哈贝马斯更是直接指出:“现代性本来就是与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7](P1)在他那里, 对现代性的拯救与对理性的拯救密不可分。他提出“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的-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8](P525)在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下解放理性,解救现代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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