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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创新
2020年03月23日 15:12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作者:季中扬 师慧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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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秦汉之后, 传统乡贤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传承, 尤其是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自觉建设, 已经形成了包含乡贤的公举、祭祀、传记与方志的书写, 乡贤组织乡村自治以及乡贤文化自觉传承等内容的文化体系。当代“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乡贤评选、乡贤名录, 建设乡贤文化长廊、广场与文化馆等新乡贤文化建设举措, 借鉴、传承了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三老”制、乡约制、“推举”制、乡贤书写等传统。古代乡贤文化建设主要目的是通过表彰乡贤, 从而激励、劝勉乡民, 教化乡村社会。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此, 它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是为了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 尤其是后者, 是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所肩负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乡贤;新乡贤;乡贤文化;乡村振兴

  基  金: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 (16ZDA192) 阶段性成果。

 

  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来, 乡贤文化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乡贤文化是在新农村建设语境中提出的, 因而, 乡贤文化对于当代乡村建设的价值及其践行路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成了中心话题[1]。除了《“乡贤”的伦理精神及其向当代“新乡贤”的转变轨迹》[2]等少数几篇论文之外, 很少有人深入研究乡贤文化本身, 甚至新乡贤文化究竟“新”在何处, “旧”乡贤文化有哪些传统等基础性的理论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传统乡贤文化体系

  所谓乡贤, 主要指乡村中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正如明代汪循所言, “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 是之谓乡贤”[1]。乡贤这个名称据说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 清代梁章钜认为“, 东海孔融为北海相, 以甄士然祀于社。此称乡贤之始。”[2]先秦时期, 出现了祭祀先贤的文化活动, “《传》曰:乡先生没, 其人可祀于社者, 谓之瞽宗”[3]。秦汉之后, 乡贤文化建设渐渐进入了自觉阶段, 逐渐形成了包括书写乡贤、祭祀乡贤、让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一整套乡贤文化体系。

  所谓“书写乡贤”, 是指通过乡贤名录、传记、碑铭、画像等形式, 表彰乡里“有功德于民”的贤者, 从而激励后人。在汉代石刻中, 就已经出现了刻石记录“阙里之先贤”的现象[4]。从东汉到魏晋, 出现了诸多专记一地之先贤、耆旧的“郡书”[5]。唐代刘知几说:“郡书者, 矜其乡贤, 美其邦族”[6]。这些“郡书”所记乡贤, 悉为已故之“先贤”, 其记述之旨趣并非通过表彰乡贤, 激励后人, 而是为了“美其邦族”。由此可见, 其时乡贤文化书写尚未完全自觉。乡贤文化书写的完全自觉要待宋明之后。这种自觉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书写旨趣主要是为了表彰乡贤, 激励后进, 建构一种乡村文化传统, 而不是为了“美其邦族”;二是乡贤书写的文本数量激增。据张会会统计, 明代乡贤传就约有68种[7];三是乡贤书写不再是个体行为, 其背后有一个文化网络, 乡贤传作者的家族子孙与乡人们往往共同参与其中, 完成乡贤传记的刊刻、流通与续写[8]。这意味着尊崇乡贤、书写乡贤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书写乡贤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如丁锡田所著的《潍县乡贤传》, 是民国十五年的石印本, 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祭祀乡贤与书写乡贤同样是古代表彰乡贤的重要方式。魏峰认为, 官方祭祀乡贤最早出现于唐贞观四年 (公元630年) 。其时, 太宗下诏州、县学皆建孔子庙祭祀孔子, 与之伴随的是, 众多地方先贤被列入祀典[9]。宋代出现了专门祭祀乡贤的先贤祠, 如开庆元年资政殿学士马光祖就在青溪上建祠祭祀先贤, 提出“凡生于斯、任于斯, 居且游于斯”, 皆可“祠于斯”[10]。到了明代, 祭祀乡贤已经完全制度化了。一是由于户籍管理的强化与乡绅阶层的兴起, 乡贤祠与名宦祠开始分设。官方曾明确提出:“仕于其地, 而有政绩, 惠泽及于民者, 谓之名宦;生于其地, 而有徳业学行传于世者, 谓之乡贤”[11]。二是明确了入祠乡贤的两种基本形式:恩诏与推举。恩诏且不论, 推举是有严格的规范与程序的。一般先由乡约、保正公举, 经县学生员讨论、商议, 知县审核后报送知府, 知府再呈请提学, 由提学最后审定, 此间要多次复核, 做到“乡评有据”[12]。明代并没有明确规定入祠的最后批复人, 清代乡贤入祠必须经由礼部批复才能最后完成[13]。在明清两代, 乡贤祠确实达到了表彰先贤, 激励、劝勉后人的效果, 明清时期诸多士人甚至将死后进入乡贤祠作为平生最高追求, 认为“死不俎豆其间, 非夫也”[1]。

  乡贤名称出现在东汉末年, 但可以纳入乡贤范畴的“三老”参与乡村治理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于西汉。汉高祖二年, 政府制定了“三老”制度:“举民年五十以上, 有修行, 能帅众为善, 置以为三老, 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 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 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2]由这个史料可见, “三老”是政府选出来的, 选拔的标准主要看德行, “三老”可以参与地方政事, 直接介入乡村治理, 有免除徭役、兵役的特权, 政府每年十月还以“赐酒肉”的形式进行表彰。“三老制度”可以说是最早的政府自觉开展的乡贤文化建设。宋代之后, 由于士族门阀制度被彻底打破, 以及科举制度和书院的发展, 士大夫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 他们萌生出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3], 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 一些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开始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如范仲淹在家乡苏州设立义庄, 在宗族内进行慈善救助;吕大钧为家乡蓝田制定了《吕氏乡约》[4], 规范乡民的修身、齐家、交友的道德修养与婚丧嫁娶等社会活动。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非常值得重视, 它不限于吕氏宗族内部, 扩大到了所有乡民;它不仅具体规定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条款切实可行的内容, 而且有严格的组织机制:每个乡约设置众人推举的“约正”一人, “专主平决赏罚当否”;设“直月”一人, 一月一更, “主约中杂事”, 入约之人, 每月聚会一次。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乡贤理事会”, 萧公权认为这是“空前之创制”[5]。《吕氏乡约》的社会效果是很显著的, 张载曾赞叹说:“秦俗之化, 和叔有力”[6]。到了明清两代, 随着乡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完善, 乡贤更为广泛地参与到了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中, 诸如修桥铺路、设置义仓、创办书院、开设普济堂, 处理乡村纠纷, 教化乡民, 等等。如清代《牧令书》卷七所言:“邑有兴建, 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 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 建育婴堂, 修治街道, 俱赖绅士倡劝, 始终经理。”[7]与宋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完全是民间行为不同, 明清两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没有干政之嫌, 而且是得到政府鼓励与制度保障的。

  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传承

  传统乡贤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传承, 尤其是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自觉建设, 已经形成了包含乡贤的公举、祭祀、传记与方志的书写、乡贤组织乡村自治以及乡贤文化自觉传承等内容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在“五四”之后, 尤其是1950年之后, 已经完全解体了。晚近几年, 政府与学术界都认识到了传承乡贤文化的重要意义, 开始自觉建设当代乡贤文化。当代乡贤文化虽然说是现代社会中的“新”乡贤文化, 但细察之不难发现, 其中诸多举措与形式其实是借鉴、传承了古代乡贤文化。

  其一, 当代“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等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形式是对汉代以来的“三老”制、乡约制的借鉴、活用。以江苏丰县梁寨镇为例。基层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发现, 镇干部、村干部、党员解决不了的一些难题, 乡村里那些张罗事儿的人, 即平日村里帮办红白喜事, 解决家庭小矛盾、邻里小纠纷的人, 当地人叫他们“大佬执”, 却能很顺利地解决, 于是, 梁寨镇政府就在全镇357名“大佬执”中选择辈分长、社会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人成立了梁寨镇乡贤理事会, 并对这些“大佬执”进行组织培训。2015年6月开始, 梁寨镇在其所辖的二十个行政村中, 村村建了“乡贤工作室”, 镇里成立了“乡贤工作室指导委员会”, 委员会设会长、副会长、秘书、办公室主任各一名, 每村设置有召集人, 召集人即为每个村乡贤会的负责人。梁寨镇的“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是在政府直接指导、组织下成立的, 其成员主要是本地热衷公共事务的乡村能人, 其职能是协助基层政府处理乡村社会事务, 这三点都近于古代的“三老”制度。梁寨镇这个案例是具有典型性的,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如广东清远市九龙镇, 2005年就成立了乡贤理事会, 参与乡贤理事会的主要有宗族长老、经济能人、老党员、退休公职人员等。孙敏调研发现, “村民在乡贤理事会的领导组织下, 通过深度人力动员和资源整合, 以低成本、独立自主的方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村庄建设。”[1]

  其二, 当代乡贤评选方式借鉴了明清时期的乡贤“推举”制度。以江苏泗阳县为例, 该县乡贤评选分为普查、评选、公示三个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具体要求。普查环节要求做到应查尽查, 应录尽录, 确保不漏、不错、不缺项;评审环节要求对各乡镇报上来的乡贤人选经县卫计委、公安局、县纪委、县征信办等部门资格审查通过后, 再邀请相关文史专家、退休老干部等组成评审组, 进行逐一评审, 尤其是对照乡贤标准, 从有德、有技、有功 (即品行、才学、声望) 三个方面衡量, 筛选出乡贤名单;经专家组评审后, 乡贤名单将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 尤其在乡贤家乡公示一周, 发现问题的将进行核实, 核实属实的将取消乡贤资格。截至2017年8月4日, 全县21个乡、镇、街道已推荐乡贤人选1351个, 其中专业成就类330人, 道德模范271人, 工匠艺人类317人, 热心公益类356人, 劳动模范类28人, 其他53人[2]。泗阳县的乡贤评选方式与明清时期乡贤“推举”制相比, 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首先都是由政府部门直接负责组织、落实;其次都要经专家评审、公示, 确保做到“乡评有据”;再次, 都是为了表彰乡贤, 激励乡民。明清时期乡贤推举首先要经由基层的乡约、保正公举,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普查”, 这是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之所以有此差异, 主要是泗阳县乡贤评选要兼顾“在地乡贤”与“在外乡贤”。我们在调研中发现, 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评选的主要是“在地乡贤”, 其工作流程与方式就更重视民间推举。其第一步工作是村民大会公推公选, 推选出村里的乡贤, 全区大概有四五百名, 在此基础上推选出乡镇里的乡贤, 全区设定100名, 最后通过网络评选出10名代表作为赣榆区“十大乡贤”[3]。江苏徐州市梁寨镇由于重视“在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而不是仅仅为了表彰乡贤, 因而要求首先个人申请, 接下来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再到新乡贤候选人所在村征集村民意见, 然后由镇党委确认新乡贤名单。“当选”新乡贤最后还要与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签署承诺书[4]。

  其三, 当代乡贤文化建设借鉴了古代“书写乡贤”方式, 建立乡贤名录制, 书写乡贤传记, 建设乡贤文化长廊、广场与文化馆等。比如江苏省宿迁市就编辑了《宿迁乡贤录》, 每个县区都有分卷, 而且计划公开出版发行。编辑、出版乡贤名录这个做法其实源远流长, 如嘉靖年间的《崇祀乡贤录》、咸丰年间的《三世乡贤录》、光绪年间的《名宦乡贤录》等;到民国时期, 书写乡贤名录的传统还在延续, 如《江苏乡贤传略初稿》[5]、《山西省乡贤传》[6]、《陕西乡贤事略》[7]等。其实, 乡贤名录是乡贤传记的一部分, 但与一般传记不同的是, 一是所记比较简略, 二是大都由官方组织编写, 是官方对民间的一种褒扬方式。除了官方编订乡贤目录, 当代民间也在书写乡贤传记, 如祝鹏程编写的北京乡贤传记[1], 浙江上虞经遵义老先生创办的内部刊物《乡贤通讯》上的乡贤传, 等等。为了表彰乡贤, 各地还纷纷建立了乡贤文化长廊、乡贤文化广场与乡贤文化馆等。以连云港市赣榆区为例, 每个村都有乡贤榜, 每个乡镇都有乡贤文化广场, 广场边上有乡贤文化长廊, 图文并茂地介绍本地乡贤事迹。泗阳县等地区已建成了乡贤文化馆, 以展馆的形式全方位呈现当地的乡贤文化。

  当代乡贤文化建设对古代乡贤文化传统的借鉴是有选择、有偏重的。比如在古代乡贤文化传统中, 不管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非常看重祭祀乡贤, 尤其是明代, 祭祀乡贤被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之中, 被认为是激励、劝勉地方士民的一种重要的教化方式, 政府曾多次发布诏令, “令天下郡邑各建名宦乡贤祠以为世劝”[2]。但在当代乡贤文化建设中, 很少见到把祭祀乡贤作为一种表彰乡贤、激励乡民的重要举措。一方面, 在当代社会中, 祭祀文化传统本身遭到了严重破坏, 人们不再像古人那样重视身后被崇祀, 祭祀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已严重下降;另一方面, 当代乡贤文化建设更看重对在世乡贤的表彰、激励, 忽视了对已故乡贤的纪念。笔者认为, 祭祀乡贤其实是一种非常值得学习、传承的乡贤文化传统。一方面, 祭祀乡贤可以让“今乡贤”切身感受到自己与“古乡贤”的文化关联, 增强乡贤文化的感召力;另一方面, 祭祀活动可以让诸多乡民在仪式中直接受到乡贤文化教育, 切实发挥乡贤文化的激励、劝勉功能;此外, 还有助于建构起地方文化认同, 是一种有效的乡土文化教育方式。

  三、新乡贤文化建设之“创新”

  当代乡贤文化建设一方面学习、借鉴、传承了古代乡贤文化, 另一方面, 由于面临着新的历史情境、新的社会问题, 有着与古乡贤大不相同的新乡贤群体, 就不可能不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创新。

  当代乡贤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新乡贤文化, 首先是乡贤群体新。在古代社会, “乡贤”这个名称其实主要用于对“徳业学行著于世”的乡绅的褒奖, 就此而言, 乡贤群体主要限于热衷乡村公共事务的士大夫群体。与古乡贤不同, 当代新乡贤是没有身份限制的, 不管是知识分子, 还是学历比较一般的乡村“大佬执”, 都可以成为乡贤。《说文解字》对“贤”的解释是, “贤, 劳也。谓事多而劳也。”就字面意思来看, 乡贤应该涵盖所有为乡村公共事务操劳的人, 因而, 古代先贤也可以包括虽然不是士大夫, 却“能帅众为善”的“三老”, 以及品行端方、有功劳于乡里的乡约、里正等人。即使把古代乡贤群体扩大到“三老”、乡约、里正等人, 也难以与当代新乡贤群体相比。当代新乡贤群体的来源是极其广泛的, 既有一直生活在当地的宗族长老、“大佬执”、经济能人、老党员、老乡村教师、老基层干部等, 也有退休回乡的公职人员;既包括生活在乡村里的“在地乡贤”, 也包括牵挂、支持家乡发展的“在外乡贤”, 还包括外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与乡村发展的各方人士, 如外来投资的客商、扶贫干部等。尤其是那些扎根于乡村的扶贫干部, 如电视剧《索玛花开》中的谷莫村第一书记王敏, 《马向阳下乡记》中的大槐树村第一书记马向阳等。他们有能力、有见识、有德行, 一心服务于乡村建设, 是最具时代特色的新乡贤。

  其次是历史使命新。明清时代的乡贤文化建设主要目的是通过表彰乡贤, 从而激励、劝勉乡民, 教化乡村社会。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却并不仅仅于此, 它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是为了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 尤其是后者, 是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所肩负的全新的历史使命。不管是中国, 还是欧洲、日本, 当代乡村社会都面临着人才流失, 乡村逐渐空心化、乃至消失的现代化困境。20世纪80年代, 我们摸索出了一条发展乡镇企业的道路, 但这条道路并不适合所有地区。“当代乡村建设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 但最主要的困境是乡村精英流失, 乡村社会失去了自治与发展的内在力量。”[1]新世纪以来, 我们又先后提出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 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等, 但一直没有破解乡村人力、人才匮乏, 乡民一心想走出乡村, 而且不再回头等难题。这些道路并不具有普适性, 主要原因是我们往往仅仅从经济角度思考现代农村发展问题, 而忽略了从文化角度思考乡村社会的现代困境。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时, 就明确指出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其言下之意, 一是新乡贤文化主要是为了解决乡村建设问题, 二是新乡贤文化可以唤起各方人士心系乡村。因而, 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 或者说是历史使命, 就是要使人们能够归心乡村, 安心乡村, 把乡村视作精神家园, 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处解决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困境。

  再次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建设的方式新。上文讨论了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三种方式, 一是“三老”制, 当代乡贤工作室与其近似;二是乡约制, 当代乡贤理事会与其近似;三是依靠乡贤实现乡村高度自治, 古代乡贤不仅负责乡村修桥铺路、疏浚河道等各种公共工程建设, 以及慈善、教育、教化等公共服务工作, 还负责收税、治安等乡村行政工作。在当代乡村中, 这些工作基本上是由村“两委”负责, 在村“两委”中, 无疑也是有一些德能兼备的新乡贤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建设除了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进入村“两委”等方式之外, 还有一些方式是传统乡贤文化中所没有的。一是作为外来乡贤参与政府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省直机关、市直机关或高校等事业单位的干部作为乡村“第一书记”, 到乡村直接领导村民进行新农村建设。在电视剧《索玛花开》中, 谷莫村第一书记王敏不仅带领村民修路、开客栈, 发展乡村旅游业, 兴办幼儿园, 保护传统手工艺产业, 还重视乡村内生力量的培养。在她的带动下, 谷莫村的青年马海木呷成长为热心家乡建设的村主任。二是作为外来乡贤主持或参与民间的“新乡建”。如艺术家林正碌在福建漈下村的“新乡建”行动。福建省屏南县甘棠乡的漈下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保存着闽东特色的传统民居、廊桥、水车、庙宇、亭榭、祠堂、茶盐古道, 然而, 近年来人们纷纷外出打工, 原本1700多人的村落只剩下不到500人居住。2015年4月, 在上海从事公益艺术教学的林正碌来到漈下村采风, 萌生了通过艺术改变农村生态的想法, 把“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教学带到了漈下村, 为村民免费提供油画教学, 并且帮助这些村民在网上出售作品, 还招募了一批外来支教老师, 复兴了漈下村小学。两年多来, 漈下村发生了很大变化, 很多年轻人回来了, 孩子也回来了[2]。林正碌的“新乡建”并非是一个特殊的个案, 像这样的案例很多, 如渠岩在太行山许村的“新乡建”, 靳勒在甘肃省秦安县石节子村的“新乡建”, 等等。

  新时代、新使命催生了新乡贤群体。当代新乡贤一方面借鉴、传承了优秀的古代乡贤文化, 另一方面正在创造、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因为新创, 难免不够完善, 如新乡贤标准过于宽泛, 政府尚未切实给予新乡贤一些优待, 这有可能降低“新乡贤”身份的感召力;新乡贤文化偏重“在世乡贤”, 忽视了动员民众纪念“过世乡贤”, 导致一般民众对新乡贤文化的认可度、参与度都不够理想, 影响了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深度与广度。但是, 无论如何, “创新乡贤文化”确实有助于“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此乃破解乡村现代化难题的有益尝试, 这一点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1如刘淑兰的《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理论月刊》2016年第2期) , 季中扬、胡燕的《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 (《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 裘斌的《“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发展走向》 (《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 白现军张长立的《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 (《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 还有孙敏的《乡贤理事会的组织特征及其治理机制--基于清远市农村乡贤理事会的考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 张英魁的《乡贤的外生性及其介入乡村机理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等, 都是围绕乡贤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展开研究的。

  2赵浩:《“乡贤”的伦理精神及其向当代“新乡贤”的转变轨迹》, [昆明]《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3明·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0《永嘉考名宦乡贤祠文》,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7册, 第452页。

  4清·梁章钜:《称谓录》卷25。

  5引文出自清·梁章钜的《称谓录》卷25。此说在古代流传甚广, 可能源自《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凡有道者, 有德者, 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 祭於瞽宗。”也可能源于韩愈的《送杨少尹序》:“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

  6宋·娄机:《汉隶字源》卷1《鲁峻石壁残画象》,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5册, 第826页。

  7[7][8][13]张会会:《明代的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以江浙地区为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5年, 第15页, 第29页, 第58页, 第66页。

  8唐·刘知几:《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9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 [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10 (景定) 《建康志》卷32《儒学志四·青溪先贤堂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 第358页。

  11明·俞汝楫:《礼部志稿·严名宦乡贤祀》, 《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卷85下, 第28页。

  12牛建强:《地方先贤祭祀的展开与明清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 [开封]《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13章懋:《枫山集》卷4《乡贤祠志后序》,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6, 第20页。

  14东汉·班固:《汉书》卷1上·高帝纪第一。

  15钱穆:《国史大纲》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558页。

  16见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1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 [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 第571页。

  18见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622页。

  19清·徐栋:《牧令书》卷7《取善》, 《官箴书集成》第7册, [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 第108页。

  20孙敏:《乡贤理事会的组织特征及其治理机制--基于清远市农村乡贤理事会的考察》, [长沙]《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21材料来自2017年8月4日《泗阳县荐乡贤工作情况汇报》。

  22材料来自南京农业大学专门史专业2015级研究生师慧的采访。采访时间:2017年11月8日, 被采访人:庄园 (连云港市赣榆区文明办活动志愿科负责人) 。

  23王红艳:《新乡贤制度与农村基层治理:梁寨样本》, [徐州]《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

  24江苏研究社编:《江苏乡贤传略初稿》, 正中书局1936年版。

  25张赤帜:《山西省乡贤传》, 铅印本, 南京图书馆馆藏。

  26王儒乡等:《陕西乡贤事略》, 铅印本, 南京图书馆馆藏。

  27祝鹏程:《不能忘却的乡贤》,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

  28明·蒋冕:《湘皋集》卷21《全州名宦乡贤祠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4, 第226页。

  29季中扬、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 [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30陈娜:《助村, 让古村落走出历史深处》, [福州]《福建日报》201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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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季中扬 师慧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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