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贺海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理解释
2018年08月09日 14:11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作者:贺海仁 字号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超民族;公民身份;民族平等;现代法治国;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超民族;公民身份;民族平等;现代法治国;

作者简介:

  编者按: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和历史格局,家庭隐喻下的中华民族和作为共和国指代的中华民族均指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实体存在。作为一种超民族理念,现代权利话语提供了维系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理解释

  摘要: 以单一民族身份建构民族关系遮蔽了人的身份及其交往场域的多样性。“内与外”和“远与近”思维方式形塑了有民族国度和无民族国度两种理论叙事模式。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和历史格局, 家庭隐喻下的中华民族和作为共和国指代的中华民族均指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实体存在。单一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遮蔽了中国传统社会家的思维方式, 也改变了人际关系的属性。在防范单一民族论的本位主义的同时, 还应警惕大民族主义的文化策略和学术导向。作为一种超民族理念, 现代权利话语提供了维系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超民族; 公民身份; 民族平等; 现代法治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民族政策形成了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价值观, 以此为一种法律上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实质性基础。一般认为, 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不同于作为集体的民族, 后者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性的实体是整体、全部的存在。作为集体的民族与作为个体的民族成员在利益、价值观和信仰上无本质冲突, 只有把民族的身份视为唯一的规定性存在, 这种无冲突的局面才能成立。不过, 任何具体的人都具有身份上的多样性, 一旦一个具体的人不是用民族的身份与其他人交往时, 民族身份就不再成为一个统领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阐释社会关系的实践性概念, 场域概念深化了在特定关系束下行动者的角色及其行为规则[1]。民族场域是具有私域性质且封闭的关系领域, 以民族身份作为唯一的交往工具标示了特定的人的存在及其关系, 要维持民族场域内的人际和谐, 就需要不断显现和强化同一个民族身份。除非不同民族成员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闭关自守, 就需要创设一个让所有民族成员都能够自由进入并平等对待的普遍场域。在现代社会, 不同民族身份人之间形成的场域是超民族关系场域, 在这个场域中, 民族身份并没有消失, 但不是支配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关系的唯一身份。

  解决民族问题要超越民族问题, 超越民族问题需要确立新的思维方式。维特根斯坦说:“一旦新的思维方式被建立起来, 许多旧的问题就会消失。确实, 这些问题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 这些问题与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同发展。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这些旧的问题就会与旧外衣一同被遗弃。”[2]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 不仅要消灭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 也要解构民族身份成员在公共领域的单一身份存在。只有在法律公共领域中, 由不同民族成员共同认可的公民身份才能体现出其单一性和纯粹性, 以落实人人平等的现代理念。

  一、内与外:民族建构主义的逻辑

  人类社会学确立了民族描述、民族识别和民族分类的科学话语体系。一旦这种民族知识学进入到政治领域, 民族就如涉入政治领域的其他事务在建构的同时也被建构。例如, 在东方主义视野中, 人类社会学成为以西方白人为中心的学术谱系和认知系统, 形成了西方社会对待民族问题乃至人类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 其中野蛮人和文明人叙事为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最早的意识形态框架[3]。通过民族视角审视民族问题就是用一个民族的特殊行为标准衡量其他民族, 被楔入到政治领域的民族身份成为衡量民族关系正当性的重要准则, 开启了身份认同的政治学难题。

  民族身份论提示了单一身份论或纯粹身份论的重要性和优越性。用单一民族身份认识和建构人际关系遮蔽人的身份及其交往的多样性, 设置不存在乃至虚假的实践场域。从民族到民族主义, 从民族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形成了一条关于民族关系正常与非正常的直线。民族是民族主义的出发点, 民族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出发点, 但这两个出发点产生的结果却迥然不同。极端民族主义要求纯粹、单一的身份存在, 不加区别地将其他民族视为阻碍其存在和发展的障碍。“整体而言, 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并未跨越民族界限, 而是在民族界限之内现身的”[4]177。不加反思的民族主义离极端民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 源于民族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就会爆发。在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之间划出明确清晰的界限异常困难, 认为克制的民族主义是正当的, 而极端民族主义则是非正当的选择性认识往往受制于立场、意识形态和主观偏好等外部性因素的支配。

  近代以来, 民族、民族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结合及其相互阐释是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显性主题。“‘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 是息息相关的, 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 所谓的‘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将会变得毫无意义”[5]8。按照这种理解, 民族国家作为复合词, 其重点在于国家而非民族, 与此相反, 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将重点放在民族而非国家, 从而不断显示这种民族国家理论才具有的内外分际的认知逻辑: (1) 有意识地标示出我者的独特存在, 寻求只有本民族才有的历史意识; (2) 提炼出“非我族类”的他者存在形象, “非我族类”不必是天敌, 但无疑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概念。从历史进步的法则看, 阶级斗争、反殖民运动和反霸权主义是弱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有效旗帜, 发挥了历史发展的正能量。一旦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完成后, 对主权国家内部治理面临着民族理论内在的双刃剑难题, 民族意识的长久积淀在这里和这时显露出自伤其身一面[6]。此外, 族群民族化的民族认同问题、民族国家化的国家认同问题等对于单一民族国家而言预示着进化论意义上的发展与进步, 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有方凿圆枘的困惑 (1) 。

  在民族认同问题上, 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统一固然重要, 但将民族共同体等同于国家共同体需要借助于民族理论以外的资源。国家承认和民族承认是两个有关联却性质不同的概念。在现代国际法视野中, 国家承认基于一个国家实体以主权宣示其存在的合法性, 而无论该国家之内的民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换言之, 国家承认不必同时以承认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自称为前提。从纯粹法学的观点看, “除了国家的法学概念以外, 没有什么国家的社会学概念, 这样一种国家的双重概念, 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即使不讲其他理由, 同一对象也不能有一个以上的概念”[7]。20世纪以来, 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都是基于现代国际法原理的国家承认, 而不是基于民族人类学的民族承认。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共和国共同体同时出现时, 除非中华民族与共和国国家指向同一内容, 作为“自称”的中华民族要获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他称”就没有像国家承认那样直接、便利和规范。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 ……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别人对他们称作秦人或汉人。”[8]92“他称”和“自称”的辩证法阐明了他者和我者关于民族实体内外统一性的正当性问题。对“他称”的接受或不接受是特定族群自我认可的自由行为, 拒绝蔑称或侮辱性的称呼乃是这一自由行为的重要表征。然而, 在由“自称”到“他称”的转化过程中, “自称”的有效性受制于他人的承认。他人的认可虽不能取消自称的自在行为, 却有可能减弱自称的效果, 这是一个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事实上,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程度, 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为此, 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的性质与范围等同于“中国国家”:“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 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8]85。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概念, 不如说是对作为政治国家的共和国统一体的表达名称。对于中华民族的倡导者而言, 与其将其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不如称为中国共和主义者更为妥当。应当承认, 中华民族“一元多流说”和“多元一体论”的争论显示了中华民族概念形成和定型过程中的复杂性, 但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统一体概念, “在逻辑上或事实上, ‘多元一体’论却已经显示出了相对更强的历史解释力度和现实说服力”[9]。

  以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动员符号抵御外患同时达到了团结境内各民族团结的效果, 一旦外患的因素消失或不再作为主要的环境因素, 用民族关系作为处理国内关系统一性的符号就显得捉襟见肘, 民族国家理论的双刃剑效应就会显现出来。“民族—国家”的国族主义民族国家理论, 带有一种引起民族间矛盾甚至战争的危险性[10]。究其缘由, 民族国家理论产生了“内与外”的分际逻辑, 这种分际是设定性的产物, 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以群分”的社会状态。决定民族身份的是独特的血缘、语言、习俗及其文化等综合因素, 寻求这些民族独特性的冲动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些因素, 丢失了不同民族之间已有或应有的共性。就近代中国而言, 不论是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包容性的中华民族主义, 其成长皆同步伴随非汉人群体民族主义的成长, 但也不乏如蒙、藏与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那样, 追求独立、建立本民族之民族国家的例子[11]。越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就越可能使不同民族从已有的熟悉状态步入陌生状态乃至敌对状态, 自然不排除政治上的民族建国运动。

  毋庸置疑, “内与外”的思维方式是以单一民族思考方式看待不同的民族, 也就是用一个潜在的具象化的民族看待其他民族。通常而言, 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并非一定要建立在其他事物无价值或非价值的基础上。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 在传统的知识社会学领域, 局内人主义不仅把某一群体视为是独特的和价值的, 也提示了该群体的道德优越性。从典型的局内人信条的角度看, 每个群体都助长了它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 都夸口说自己的优势, 都吹捧自己的神, 而且都轻视局外人[12]147。美化内群体的倾向并非一定导致种族中心主义或对陌生人的恐惧, 但的确使人们注意到内外之间的某种对立或区隔, 而群体内的团结和一致是对陌生人的“排外”的结果。群体认同和种族识别不是揭示了该群体的某些一致性和本质性特点, 而是运用了怎样将某些社会成员 (尤其是陌生人) 疏离和排斥的排外法则。排外法则以某些社会成员不拥有先赋地位和先赋身份为依据 (例如不拥有某些方面的知识或信仰, 或不是某类人等) , 从而导致某种身份的单一性和纯粹性。社会结构的关键事实是个人所拥有的并不是单一的某个地位而是一个地位集, 这是一组不同的相互关联的地位, 他们相互作用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和他们的视角, 从而他们通常是同时作为局内人和局外人彼此对应[12]156-157。

作者简介

姓名:贺海仁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