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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春梅:文学审美之于法学思维
2018年06月13日 09: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邓春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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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为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文学浪漫务虚,建基于个体化的审美体验之上。文学以其对美的寻求、揭示、建构和表现,满足了人类的审美需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因此确立了自身存在的根据和价值。法学理性求实,终极目标是要寻求一种普遍恰当的公正标准,同时以之为理念构建一套客观中立的司法规范。乍一看,文学审美与法学思维间似乎扞格难合、高度对立,然而,如果细加分析,文学审美对于法学思维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实践和理论启示:有对于文学作品流通、版权等法律规定的“有关文学的法律”;也有在文学中表达法学精神和理念的“文学中的法律”,借助文学手段加强政治法律教化功能的“通过文学的法律”;还有将法律文本作为文学看待的“作为文学的法律”观念;等等。具体而言,有着如下一些内涵。

  法律价值是文学审美的永恒主题

  实现社会公正,是现代法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对社会正义问题及其法制实践状况的高度关注与密切回应,则成为不同时代文学叙事及其艺术审美的一个重要主题。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再到卡夫卡的《审判》《在法的门前》;从《诗经》《论语》《春秋决事比》,到唐宋以来的公案戏曲与公案小说,再到当代中国反腐题材影视文学的兴起……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最为突出的法制流弊与正义难题,往往成为同时代文学作品浓墨重彩的叙事主题与审美意象。

  怀特在《法律的想象》中写到:“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良好的伦理描述。”以法律价值为主题的文学名著,虽然可能以某一或某些政治法律事件为原型,但并非对之进行真实再现与简单还原,而是对某一历史阶段、某一特定文化下社会正义问题之突出矛盾及其深层逻辑的时代关注。文学整体而言是虚构的叙事,但其打动人心的审美本质恰恰在于展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诗性的真实”。《诗经》很多篇章对女子被迫解除婚姻后悲惨生活的形象描述,深刻揭示了周代宗法礼制的两性不平等结构:男性拥有“休妻”“出妻”之绝对权利,女性却毫无反抗之余地。《红楼梦》通过对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由盛转衰的变迁过程的恢宏描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内含的社会不公现象及其对人性的奴化逻辑。卡夫卡《在流放地》通过一个荒诞不经、骇人听闻的行刑工具——“杀人机器”的虚构故事,引发了现代社会对机械暴力、科学理性暴虐的持久反思,以及对工具理性泛滥导致的人的物化与异化问题的严重隐忧。总之,文学叙事通过对法律时代精神及其政治文化逻辑的生动描绘,深刻揭橥特定时期社会正义难题内含的价值冲突及其规范性矛盾,从而为法学思维发展提供给养与灵感。

  文学审美是法学反思的重要资源

  近代以来,以科学精神为典型的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受其影响,现代社会的法学努力追求自身的“科学化”发展:它以经济理性人为基本预设,奉利害计较为基本思维逻辑,要求发展高效率、精细化的司法专业技术,以求建构一套客观理性的正义制度。法学思维的科学化趋势及其技术化实践,无疑彰显出现代法制的一种理性进步,但也暴露出其正义理念中某种日益远离人类生活世界、逐渐被掏空价值信念的潜在危险——一种太过理性主义的人性设定,距离真实的人性和生活现实相去甚远;一种完全科学化的法学思维模式,需要特别警惕其落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法律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其对人类行为及其型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合理调控,但人的法律行为与社会关系根源于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与真实的生活世界。因此,现代法制虽然应以理性主义为主导性思维模式,但它也必然需要不断回应、容纳人类复杂的情感心理需求。同时,现代法学理论也应不断回溯人性的本真面貌与生活世界未经宰割的整体景观。就此而论,文学叙事描述的时代法律情感与文化精神,文学阅读产生的个性化的审美愉悦体验,文学审美之激越的酒神精神,可以提供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与伦理反思进路,成为法学思维冷峻理性的日神精神自我批判与不断超越的他者参照的重要动力源泉。

  文学审美可以架设起一道“移情通感”的桥梁,将文学虚构与现实世界既相互区隔又辩证统一起来,使得人类暂时摆脱尘世俗事的现实羁绊与功利逻辑的利害算计,它展现的是整体灵动的人世图景,而非生硬割裂的理性教条。它契合了现代法学思维所期许的“超然的旁观者”的公正立场,从而具有了理想性、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特质。具体而言,文学内含着“一种从垂死的、惯例的、工具化的文明的常规形式中使经验回复的广泛的热望”(查尔斯·泰勒语),通过对人性底色与生活体验“共性真实”的形象描摹,能够重新触动人类已为理性麻痹的恻隐之心和仁爱之心。此外,文学审美过程中的“无功利性”与“完全自主性”体验,提供了一种“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韦伯语),成为现代社会纯净心灵、通达至善至美境界的强大力量。它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工具理性对人的奴役与异化,消除他律性与压制性,引领人类重返真实的生活逻辑与充满感情的价值世界。

  法律科学与文学审美存在交汇融合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刺激了文学与法学的联系与互动。一方面,通过文学阅读产生的审美体验,超克工具理性的沉闷庸腐,焕发诗性正义的理想之光,正是“法律与文学”运动得以滥觞的基本理据,也是人类文明历久弥新的重要学术志业。另一方面,法律本身不再被后现代法学视为规范性真理的论证与表达,而是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性的叙事,具体体现为将法典、法律解释、侦查报告、当事人答辩词、司法判决意见等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法律文本当作文学文本,对其展开美学化的解读与研究,探讨其运用的隐喻、对仗、想象等话语修辞策略及其蕴含的简洁、工稳、整饬等美学意蕴等。

  “作为文学的法律”观念揭示了法律的文学审美性的一面,也将后现代文学性扩张到了法学的领域,促进了法学与文学的交汇与融合,模糊了法律规范与文学叙事之间的传统边界,动摇了实现法律正义素来要求的客观性与确定性的传统僵化看法——尽管,这种法律及其解释的权威性的动摇并不是无限的。不仅如此,文学审美重视个体体验的差异性与创新性。文学审美并非一种个人独白,而是藉由文本而生的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间的持续对话过程,甚至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多主体参与、完全开放性的意见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意义是主体间通过对话协商、移情共感而来的集体创造物。“作为文学的法律”观念加强了法律解释的多元性与创造性,汲取了文学审美的开放性结构与包容精神,契合现代法学倡导的宽容平等精神。它承认真正的“他者”存在,拒斥任何中心化的权威宰制。换句话说,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诗无达诂”的文学解释学与后现代法律解释学的开放性之间存在着多元主义的深层诗性正义的一致性。

 

作者简介

姓名:邓春梅 工作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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