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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自愿性与事实基础 ——对普通程序与认罪认罚庭审定罪正当性来源的思考
2018年04月16日 09:59 来源:中国法学网 作者:祁建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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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认识认罪认罚案件和其他案件庭审定罪正当性来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完善认罪认罚制度的基础和前提。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是非简化普通庭审程序定罪的正当性来源,强调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严格的证据规则、律师有效辩护帮助、控辩对抗等。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定罪的正当性来源是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定罪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自愿性获得保障的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定罪无损于公正,损害自愿性的庭审定罪造成认罪认罚案件司法不公。对自愿性的保障与救济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真问题,但自愿性不能脱离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独立存在,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是自愿性的基础与保障。在证据要求方面,进行认罪认罚的前提条件是案件应符合起诉证明标准,事实基础与起诉证据条件有一定联系。

  【中文关键字】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认罪认罚自愿性;起诉证明标准;事实基础

  【全文】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提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的热点话题。尤其是2016年以来改革迅速推进,7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为了贯彻中央的改革要求,9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审议的《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在全国十八个城市试行。学界针对实务界密切关注的“适用条件、从宽幅度、办理程序、证据标准、律师参与”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常提到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公正与效率,但对何以公正缺乏深入分析,对更为基础的正当性未予深入关注。笔者认为正当性是认罪认罚制度及其定罪结果被决策者、利益攸关者和社会公众接受的理由和前提,是研究认罪认罚所涉及问题的起点和基础。本文通过比较,厘清普通程序庭审定罪与认罪案件庭审定罪正当性来源的区别与联系,探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来源和认罪认罚案件中司法公正的底线。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普通程序庭审定罪的正当性来源于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分析二者对英美陪审团审判和我国普通庭审程序的塑造和要求;第二部分提出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定罪的正当性应为自愿性,并解读认罪认罚对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普通庭审程序的依存关系;第三部分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审前的起诉程序,探讨近年来英美起诉证据条件、证明标准,研究起诉证据条件与美国辩诉交易事实基础之间的关联,并分析我国起诉证明标准及其与认罪认罚制度的适应性。

  一、普通程序庭审定罪正当性来源于无罪推定及排除合理怀疑

  国家给个人定罪需要正当性、正当理由,尤其是对于那些不认罪的人。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是非简化审判程序如陪审团审判或者我国普通程序庭审定罪的正当性来源。对此,可通过对英美法系国家和我国的比较来分析。

  (一)英美排除合理怀疑的本质是贯彻无罪推定并为庭审定罪提供正当性

  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与其生命、自由、财产等极为重要的个人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二者紧密联系,同为庭审定罪提供正当性。

  1.无罪推定是刑事法基础原则和被告人基本权利

  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是,每个受到刑事指控的人都是无辜的,直到证明其有罪,[1]证明的要求是排除合理怀疑。布莱克法律词典指出“无罪推定要求控方证明被告人有罪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意味着,如果陪审团在审查所有证据后,仍然不能确信被告人有罪、心存疑虑时,就必须判他无罪。”[2]新版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无罪推定是“一项基本原则,除非控方证明个人有罪到排除合理怀疑,不得判处其有罪,被指控人不承担证明无辜的任何责任。”[3]新版词典不再解释排除合理怀疑,体现了对无罪推定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新认识。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原则,也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作为基石性‘公理、基本原理’的无罪推定原则,其实施是刑事法管理的基础。”[4]无罪推定作为美国刑事法基础原则贯穿庭审始终。例如,联邦法院不得拒绝就无罪推定向陪审团进行说明,[5]又如无罪推定可以作为陪审员选任程序中的发问问题,陪审员候选人如果不愿接受无罪推定,构成控辩双方要求其回避的理由,[6]如果法官拒绝提问候选人是否认可无罪推定,将会导致判决被推翻。[7]

  2.排除合理怀疑是对无罪推定的贯彻

  排除合理怀疑是无罪推定定义中的一部分,不存在脱离于无罪推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美国刑事诉讼体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是减少基于事实错误定罪风险的主要机制。该标准规定了无罪推定的具体化。”[8]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代表了“我们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枉判一个无辜者比放纵一个有罪的人糟得多。”[9]

  美国法院对于向陪审团说明排除合理怀疑,使用过至少六种说法,如有理由的怀疑、实质的真实的怀疑、明确有力说得清楚的怀疑、确信无疑等[10]已被联邦最高法院批评过或不赞同的说法,还使用过“证实到愿意(proof-willing)”和“怀疑致犹豫(doubt-hesitate)”两种说法。“证实到愿意”重点在于帮助陪审员理解指控证据何时足够定罪,而“怀疑致犹豫”则侧重引导陪审员了解当对证据产生何种怀疑时应出罪。[11]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当使用“犹豫”的说法,而不应使用“愿意行动”的说法。[12]

  3.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严格的证据规则、有效的律师辩护、充分的控辩对抗等

  首先,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必然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和严格的证据规则。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都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除非且直到控方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不得判被告人有罪。对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检察官的责任是证明指控犯罪的每个要素事实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13]指出“证明有罪到排除合理怀疑是控方的义务。就正当程序的历史和程序的内容而言,这一理念是正当程序的要求和保障,是我们法律的基本要素,是自由社会的荣耀之一。”[14]“任何对陪审团的说明,如果减轻了控方承担的必要证明责任,都明显与源于宪法的无罪推定不一致。”[15]

  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要求严格的证据规则。为了避免误导陪审团和保护被告人权利,英美法国家建立了复杂的证据规则体系,其核心是以一系列排除规则为内容的可采性规则,如传闻规则排除法庭之外的陈述内容;又如最佳证据规则要求书证、录音、照片等应是原件,以避免记忆失误或者转录出错;再如非法证据排除等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必须以证据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该证据须符合证据规则。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相一致,形成于长期的普通法传统经验并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宪法里。这些规则是我们体制在历史上的基础性权利,用以保护个人不因可疑的、不公正的定罪而失去生命、自由和财产。”[16]

  其次,律师辩护下的控辩对抗是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必然要求。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帮助是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无罪推定作为基本权利,也是正当程序的权利,被告人享有的公正审判权,是无罪推定之下的二级权利,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得到辩护律师的有效帮助、与控方对抗的权利。

  如在美国,律师辩护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辩护律师是法庭人员,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庭应被视为由辩护律师、控方律师、法官、陪审团和其他法庭人员组成的实体。辩护律师作为法庭官员,对其委托人、司法机关所负有的主要职责,是担任委托人的顾问和支持者;确保其委托人的宪法和其他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诚信地提供有效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17]二是政府有义务为贫穷的刑事被告人提供称职辩护律师的服务,并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等。[18]三是律师要在法庭上提出陪审员回避、交叉质证、询问证人、进行辩论等,尽力发现并指出合理怀疑。如果没有有效的律师辩护,就没有充分的控辩对抗,也就无法保障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因此,刑事证明是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两个原则之下的证明,是有明确价值取向的证明。陪审团基于控方当庭提出的可采证据和辩方意见对案件事实逐步建立认识。只有通过这种公正严谨的程序所产生的判决才被视为能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才能贯彻无罪推定。

  4.两种做法或研究可能违反无罪推定、误导排除合理怀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两种针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或者研究,既可能会违反无罪推定,又可能会误导对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一种是对排除合理怀疑加以进一步解释或者下定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不向陪审团进一步解释排除合理怀疑也是合宪的,即使说不清楚是基于什么原因而怀疑,合理怀疑也可以存在。[19]因此,一方面,既然合理怀疑可以是说不清理由的怀疑,那么对于合理怀疑的任何解释都可能会增加陪审团的混乱和疑惑;另一方面,无罪推定的内容既已包含了排除合理怀疑,那么法庭无需向陪审团进一步解读排除合理怀疑。如前所述,新版布莱克法律词典在无罪推定的定义中也不再解释合理怀疑。

  另外一种是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量化分析。[20]量化研究只是研究者作为观察者的描述,既不能反映诉讼的真实情况,又受到观察行为本身的影响而失去准头。真实情况是,随着诉讼的推进,当控方把所有可采证据展示给陪审员,控辩双方对质证、辩论中是否存在合理怀疑进行交锋后,陪审员有两种决策可能:其一,陪审员坚定地认为被告人有罪,毫不犹豫地愿意给被告人定罪。其二,陪审员不能坚定地相信被告人有罪,心存疑虑,就必须判其无罪。

  在无罪推定之下,合理怀疑是“有或者没有”,而不是有多少的问题。如果把排除合理怀疑量化,就意味着陪审员对“被告人有罪”达到八九不离十的把握就可以判其有罪,即使对“被告人有罪”心存一成两成的怀疑仍可以给被告人定罪,这显然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违反,所以是错误的。实践中佛蒙特州要求法官向陪审团说明,陪审团只要有一个合理怀疑,就必须判无罪,即使陪审团认为指控的犯罪可能是真的。[21]

  5.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之下的定罪率: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例

  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要求决定了在陪审团审判之下,定罪率不会高。2010年,英国司法部公布了一项关于陪审团审判的实证研究[22],其中包括了2006-2007年之间的近6.7万个陪审团审判案件,其区分犯罪类型的定罪率如图所示。

  这种相对较低的定罪率是共存于英美陪审制贯彻无罪推定、推行控方证明责任、实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保障律师辩护权、控辩对抗的结果。低定罪率之下陪审制的权威和公正一直以来都获得公认,一是表明了对可采性证据规则的严格执行、对诉讼程序的遵守、律师辩护、控辩对抗强度决定了定罪的难度和诉讼结果;二是表明了对陪审团定罪权的绝对尊重;三是表明定罪率的高低并不是陪审团审判公正与权威的基础,陪审团审判对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贯彻才是其定罪正当性的来源,是其公正与权威的基础。

  总体而言,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贯彻无罪推定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让事实审理者铭记有必要对争议事实达到确信的主观状态”。[23]理解和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应将其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法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相联系,二者是审判阶段认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辜的基础性原则。只有在证据规则、法定程序中充分贯彻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定罪才具有正当性,才能避免无辜者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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