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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艳军 段中卫: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
2018年02月11日 10:12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戴艳军 段中卫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戴艳军,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段中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在全面继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充分借鉴西方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创新的产物。追溯其生成的理论渊源,对于深入理解其重大意义,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落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法学

  标题注释: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研究”[项目编号:L14CSZ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法治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逐渐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当前理论界对于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鲜明特征等主题多有研讨,但是对于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挖掘不够。作为与当前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相适应的真理性认识,探讨和阐释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这一科学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源头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最先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发表过一些专门法学著述,诸如《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等,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及其他问题的著述中也大量涉及了法哲学问题,科学地揭示了法律的本质属性,指出“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①。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法律的概念做了完整解释,完成了由唯心主义法律观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革命性转变,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创建,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法律发展的规律性,同时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创设者,他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法制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等文中明确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法律发展的内在根据,而人民群众则是法律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明确提出要维护法制统一、实施依法治国。列宁指出,“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②,而实行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同它密切相关的法制”③。此外,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场合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正确处理党政、党法关系,在坚持党对立法和司法工作领导的同时,执政党及其党员更要带头守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基本问题以及苏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科学精神,又首次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其注入了法制和党性原则,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与时俱进做出了巨大理论贡献,为习近平提出依宪执政、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等思想均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在《矛盾论》、《实践论》等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以此为基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在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理论贡献,进一步夯实了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的另一大现实贡献,在于其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毛泽东认为,要“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④。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毛泽东对宪法所规定的国体与政体关系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宪法根本大法地位的高度肯定,既为我国现行宪法确立国体与政体,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权力归属与权力行使方式问题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也最终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其提出的“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过程中,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创立了邓小平法制思想。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对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科学阐述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认真总结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及时果断地否定了“人治”的治国方式,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⑤。与此同时,针对当时立法严重滞后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邓小平审时度势,首次从现代法治必备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大要素角度,完整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⑥。依据邓小平理论创立的邓小平法制思想,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其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人民性、党性等原则进一步强化、具体化,并为法律调整确立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价值取向。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的另一大现实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依法治国的概念、意义的深刻阐述上,以及他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的辩证分析上。江泽民在1996年2月8日举办的法制讲座上,对依法治国的概念和意义做了科学界定,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做了进一步深刻论述,这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最终入宪彻底扫清了思想和政治障碍。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上,江泽民对“德主刑辅”的传统治国思想进行了扬弃,辩证吸取了其合理成分,认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⑦。在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上,江泽民从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出发,将二者内在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⑧。江泽民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法治思想,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进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并为习近平全面继承和发展其法学思想中的人民性、党性等原则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原则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的另一大现实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宪法全面贯彻实施的高度重视上,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要义的深刻阐述上。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入宪以后,要全面贯彻落实这一基本治国方略,胡锦涛认为“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⑨。为此他从树立宪法意识、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模范遵守宪法等方面对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予以部署。此外,胡锦涛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角度出发,提出了“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⑩的司法制度建设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胡锦涛依据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一系列法治思想,最终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并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和先进的法治理念保障。

  习近平在前人科学认识、辩证分析的基础上,自觉地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辩证分析了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以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党的领导等诸多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它们彼此之间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妥善处理各方关系提供了清晰指引。同时依据唯物辩证法中的“两点论”与“重点论”,基于对法治工作中全局和局部、重点和非重点的精准把握,在全面依法治国所涉及的多方面工作中,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总抓手,并为总抓手的落实明确了法治道路、法治布局与法治格局,并明确要求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11),确保了依法治国布局的全面性与落实的有效性。

作者简介

姓名:戴艳军 段中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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