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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竹汝:论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重心
2018年02月11日 10:10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作者:程竹汝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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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程竹汝,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上海 200233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新阶段,全面依法治国的阶段性特征是由法治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和营造中国法治持续发展的基础等针对性战略举措所决定的。适应法治要求的体制机制建设和社会行为文化建设,既构成决定法治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中统筹程度最为聚焦的两个方面。它们构成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重心。

  关 键 词: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重心/体制机制/行为文化

  一、营造中国法治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第一,界定法治持续发展的两个基础变量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法治建设的成效和历时过程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法治建设的长效机制或基础是否建立和成熟。就像任何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一样,如果基础打好了,长效机制做扎实了,那事物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就可形成持续状态,如果基础不牢,支持事物发展的长效机制欠缺,事物的发展就不会顺利,甚至表现得很曲折。法治建设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基础性建设问题。

  那么,理论上法治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或基础应如何界定呢?

  在一般意义上,所谓法治是指政治共同体形成了一套理性的规则体系,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是“良法”,同时这个规则体系又能够被人们普遍的遵守。就此而言,法治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首先可从微观意义上即个人行为规范性方面得到解释。在这一意义上,法治显然具体体现和反映在每个人社会行为的规范性之中。而人们的现实行为的规范状态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他律,另一个是自律。人们行为的规范性,一方面取决于外在的影响和压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内在智慧和德行的引导。外在的影响和压力越有效,内在的引导越有力和可靠,人们行为的规范性程度就越高。因此,他律的有效性和自律的可靠性可以被看做是法治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机制。

  保障个人行为规范性微观上的他律和自律机制,在宏观的历史场景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总体来看,他律无例外的集中展现为一套有组织的强力,即现实中的政权体系。“社会秩序需要靠一套普遍性的法律规则来建立,而法律规则又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地、正式地使用其力量加以维持。”①自律则集中展现为社会中守规则的习惯或行为文化,即现实中一定范围和主体所呈现的守法风气。理论上看,他律有效性的条件,一方面与法律规则的性质有关,另一方面与政权体系的结构功能相关。由于法律本身也来源于政权体系,所以他律有效性的条件主要指向后者。就此而言,他律的有效性在现实意义上也就转换为政权体系基于法律对人们行为施加引导、强制的有效性。而政权体系这一功能的实际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其体制结构。因此,适应法治要求的政治体制构成了法治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而社会中守规则的习惯或行为文化的养成,对法治持续发展的意义更具根本性。“警察权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永远是不够的。……制度的真正生命力依然来自于内部,是良心造就了我们所有的公民。”②理论上看,如果一国之民众具有普遍守规则的习惯,社会中充斥着守规则的行为文化氛围,这恐怕就已经进入成熟的法治境界了。但是,现实中法治历史所展现的必然逻辑则是,人们普遍守规则习惯的形成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过程,社会中也不存在短期内聚集起守规则行为文化氛围的可能。如果期待自律机制能够对法治的持续发展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必须着力造就守规则行为文化的关键条件,形成起码的社会氛围。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由于不可能期待全体民众同时具备守规则的习惯,聚焦于关键人群营造守规则的习惯和行为文化,就是自律机制发挥作用的规律所在。只有如此,法治的持续发展才有一个可依赖的主体和行为文化基础。如果说自律机制在宏观历史场景中集中展现为社会中一定程度的守规则习惯和行为文化的话,那么,聚焦关键人群营造相应的行为文化氛围就是法治建设的又一基本要求。

  总之,从微观机制到宏观结构来看,法治持续发展依赖于两方面的基础变量:他律——政权体系——体制机制的适应性建设;自律——守规则行为文化氛围——关键人群行为文化的示范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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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程竹汝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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